企业疫情下企业降薪自救 劳动者：能理解但不想“被通知”( 二 )
“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要求员工加班 。”胡春芳强调 ， 特殊工时制度分为综合工时制与不定时工时制 ， 如该企业实行的是综合工时制 ， 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实际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 即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 ， 超过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 ， 并按劳动法第44条第一款的规定 ， 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加班工资 。一个工资周期内如遇劳动节等法定节假日加班的 ， 企业应按规定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 。
胡春芳建议执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劳动者 ， 当用人单位在邮件、微信、工作群等平台发布要求职工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加班的通知 ， 要及时留存加班证据 。
期待：想要争取更多“话语权”
公司停工停产 ， 齐飞说自己遭遇了“被通知” 。3月28日公司作出了停产决定 ， 直到4月2日停工的这一天 ， 他才在厂门口的公告栏上看到了自己只能拿到生活费的“通知” 。
实施特殊工时制向人社部门报批时 ， 需要附上职工的联名意见 。可林源静说 ， 自己从未收到过企业发出的征求意见书 ， 询问身边的工友 ， 也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新制度中的“门道” 。
“被通知”“被迫接受”“被降薪”……疫情之下 ， 一些劳动者正遭遇这样的问题 。采访中 ， 面对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 ， 齐飞和林源静都表达了想要获得“话语权”和“议事权”的期待 。
“疫情期间企业的降薪行为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起商量 。”齐飞表示 ， “拿一张降薪通知应付我们这些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工人 ， 把工人接受降薪当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 太没有人情味！”
和齐飞一样 ， 选择争取“话语权”的还有厦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市场销售总监张欣 。她不想被迫等待HR发来“降薪通知” ， 而是在复工第一天主动给总经理递交了一份自己起草的“降薪协议”：自愿降薪50% ， 一周5个工作日坐班3天、休息2天 。张欣说：“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企业不征求职工意见 ， 直接发文降薪的操作方式 ， 存在法律风险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家焱表示 ， 若出现职工反对 ， 企业直接发文降薪的行为可能被视为违法 ， 如果职工就此提出离职 ， 企业要支付相应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金 。
“疫情下 ， 企业降薪不可任性 。”黄家焱呼吁 ， 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要引入职工民主参与 ， 纳入集体协商内容 ， 提交职代会审议 ， 接受职工民主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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