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隋唐五代许多地区的开发，导致火患增多，那么古人是如何防火的？( 三 )
“隋室初造此殿(指洛阳乾元殿 ， 楹栋宏壮 ， 大木非近道所有 ， 自豫章采来 。 二千人拽一柱 ， 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 ， 轮动则火出” 。
就是说在木柱下垫一排木轮 ， 由于滚动时剧烈摩擦会起火燃烧 ， 因而用生铁铸的轮子代替木 。 当时运送的巨木十分沉重 ， 拖拉一、二里铁滚就会被摩擦损坏 ， 还要及时予以更换 。 采取这个办法 ， 既能使民工们拖拉木材时省力些 ， 又可以防止木料因剧烈摩擦而起火 。 它反映了隋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
二、唐代以来 ， 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城市建设中重视防火问题 ， 并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 。
例如 ， 唐代宗年间 ， 李泌任杭州刺史时 ， 发动居民在城内开凿了六口大井 ， 类似地下蓄水池 。 这不仅解决了居民饮水问题 ， 也便于一旦发生火灾用以灭火 。 另据《旧唐书?宋璟传》记载 ，
“广州旧俗 ， 皆以竹茅为屋 ， 屡有火灾” ，
唐玄宗开元年间初期 ， 宋璟任广州都督
“教人烧瓦 ， 改造店肆 ， 自是无复延烧之患 ， 人皆怀惠 ， 立(碑)颂以化其政” 。
广州百姓怀念宋璟的功德 ， 说明他推行的火政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 后来任过唐朝宰相的杜佑 ， 在他担任岭南节度使(管辖广州、桂林等地)期间 ， 曾经通过开辟宽阔的街道和疏通里巷的办法 ， 来防止火势蔓延 。 开元以后一百多年间 ， 广州经宋璟、杜佑、杨於陵等几位地方官的宣传和治理 ， 许多百姓逐渐以瓦房代替竹屋茅舍 ， 从而减少了火灾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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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期衰落以后 ， 长安积洛阳城遭到很大破坏 。 汴州(即开封)在唐代由于交通和商业发达而成为一个大都市 。 五代十国时期 ， 后周定都汴州 ， 使之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 该城原有建筑已不适用 ， 而且火患较多 。 后周世宗柴荣关于扩建汴州城的两份诏书 ， 反映出他对解决城市防火问题的重视和决心 。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四月 ， 柴荣在诏书中指出：
汴州“诸卫军营或多狭窄 ， 百司公署无处兴修 ， 加之坊市之中 ， 邸店(即商店、货栈)有限 ， 工商外至 ， 络绎无穷 ， 就赁之资增添不定 ， 贫缺之户供办实艰 。 而又屋宇交连 ， 街衢秋入夏有暑湿之苦 ， 居常有烟火之忧” 。 因此 ， 决定“将便公私 ， 须广都邑 ， 宜令有司于京都四面别筑罗城 ， 先立标帜 ， 候将来冬春初农务闲时 ， 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未毕则迤逦次年……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并草市 ， 并须去标帜七里外 ， 其标帜内候官中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等 ， 即任百姓营造” 。
次年春季 ， 官府召集民工大举兴建外城 。 同年六月 ， 柴荣又下诏书进一步指出：
“京都人物谊阗（即喧嚣拥挤） ， 闾巷隘窄 ， 雨雪则有泥泞之患 ， 风旱则多火烛之忧 ， 每遇炎热 ， 易生疫疾 。 近者开广都邑 ， 展引（即展宽）街坊 ， 虽然暂劳 ， 久成大利”并规定“京城内街道五十步者 ， （准）许两旁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 ， 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步者 ， 各于步 ， 其次有差” 。
由此可以看出 ， 后周世宗柴荣把“常有烟火之忧”、“多火烛之忧” ， 当作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连同官署、商店、民舍等房屋建筑以及街道交通、环境卫生等市政问题加以通盘考虑和综合治理 ， 使建筑布局与街道宽度不仅适应市政管理的需要 ， 也有利于城市防火,减少火灾危害 。 柴荣是一位有远见的人 ， 他坚持推行这些正确的措施 ， 从而使汴州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京城规模和严整规划的繁荣城市 。 因此 ， 后来宋朝即定都于汴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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