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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骚乱背后: 强势的美国工会为何罕见沉默( 二 )

失业、骚乱背后: 强势的美国工会为何罕见沉默
之后是过程民主 。 民主是自由之外的另一项核心价值 ， 但它与劳资关系长期无缘 。 传统上 ， 民主总是被局限在政治领域；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 政治领域的民主恰恰是为了确保经济领域的不民主 。 在经济生活中 ， 做主的是资本家 ， 而不是员工；实行的是“资主” ， 而非民主 。 20世纪初 ， 这种观点遭到了进步主义思想家的批评 。 后来曾经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就指出 ， 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遭受奴役 ， 就很难指望他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 。 民主是一种能力 ， 能力需要训练 ， 而训练的最佳场所就是职场 。职场民主的实现还有一个重要障碍 ， 那就是怎样使民主的含义突破票决制 。 “二战”以后 ， 以约瑟夫·熊彼特为代表的民主理论家几乎将投票选举与民主说成同义语 。 而布尔什维克夺权并非没有使用选举手段 ， 纳粹也是在民众投票支持下上台的 ， 可见有无票决并非美式民主与苏俄/苏联及纳粹德国的根本差异 。 那么 ， 美国民主到底有何特殊性？政治学家们的回答是：除了票决民主之外 ， 美国还拥有一种叫作过程民主的特殊民主形式 。 过程民主的假设是：劳资双方只要遵循一定的谈判规则 ， 就一定可以谈出双赢的结果；将谈判结果付诸实施 ， 就可以实现劳资和平 。 这一假设显然非常乐观 ， 这和“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劳资矛盾的缓和有关 。 既然谈判前景看好 ， 国家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双方可以谈起来 ， 任何一方都不能有退出谈判或导致谈判破裂的举措 。 只要把程序设定好、维护好 ， 好的实体结果就会自然产生出来 ， 这就是过程民主聚焦于过程而非实体和结果的原因所在 。美国的治国精英相信 ， 过程民主是美国区别于苏俄/苏联及纳粹德国的根本点之一 。 根据过程民主的观点 ， 工人运动一方面应当获得保障 ， 特别是工会建立组织、举行斗争的权利应当获得承认；另一方面也应当受到限制 ， 以防运动超出“以谈判求双赢”的架构 ， 威胁到民主本身 。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 美国先后制定了著名的集体劳动“三法” ， 即1935年的《华格纳法》（Wagner Act）、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和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 ， 它们构成了当代美国劳动法的基本框架 。（三）个人自由至上的重现劳动法的大发展至此结束 。 此后60年间 ， 劳动法的基本框架保持稳定 ， 而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对于美国人来说 ，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记忆恐怕并不美好 。 20世纪60年代初 ， 美国人享受完了战后的繁荣 ， 突然惊奇地发现国内还有众多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 。 与此同时 ， 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咄咄逼人 ， 国力与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 。 美国人不得不再次面对国本问题：美国要靠什么再次强大？如何打赢冷战、击败苏联？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答案是：美国应当返回初心 ， 重申个人自由至上的价值理念 。 以此为契机 ， 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粉墨登场 。 20世纪90年代初 ， 苏联解体 ， 冷战落幕 ， 美国人直观地将胜利归因于理念 ， 并由此对个人自由更加坚信不疑 。 虽然过程民主思想并未完全湮灭 ， 但其相对于个人自由的地位有所下降则是不争的事实 ， 这对于工人运动和劳动法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 。 冷战结束以来 ， 尽管民主党又有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任总统上台 ， 劳动法改革的动议也曾获得认真考虑 ， 但是改革并未付诸实施 。 相反 ， 最高法院逐渐被保守派占据 ， 司法机关再次成为向工人运动发难的中心 。 大法官们以保护雇主的财产权为由 ， 不断蚕食劳工的言论自由 。 许多州的政府一改保护工人结社权的传统 ， 转而立法支持所谓“（不被工会代表也能）工作的权利”（right to work） 。 此情此景 ， 让人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叹 。▍展望：劳动法与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一）“左右夹攻”从历史观望未来 ， 美国劳动法和工人运动的前景不容乐观 ， 一个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工人运动“左右夹攻”的局面正在形成 。 过去 ， 工人运动的威胁主要来自保守派 ， 而在特朗普任命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之后 ， 最高法院已然成为保守派的堡垒 。 如果特朗普获得连任 ， 则院内的两位自由派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和斯蒂芬·布雷耶由于年事已高 ， 很可能不得不在特朗普任内退休 ， 他们的位置必然被保守派大法官取代 。 而大法官没有退休年龄限制 ， 保守派对最高法院的统治可能还将维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 大法官们完全可以挥舞合宪性审查的大棒 ， 将集体劳动“三法”的框架击得粉碎 ， 彻底摒弃过程民主对于个人自由至上的法律限制 。 由于三权分立的宪制架构 ， 自由派即使夺回了对于立法和行政分支的控制权 ， 也几乎没有能力阻止保守派大法官 。唯一能够起到阻止作用的或许是审慎的司法态度 。 万幸的是 ， 近年在一系列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案件中 ， 最高法院即使放胆介入 ， 仍然试图回避就根本原则问题表态 ， 仅就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做出判决 。 这意味着 ， 最高法院采取渐进主义方式蚕食劳动立法和破坏工人运动 ， 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除了面对保守派的攻击之外 ， 劳动法和工人运动又腹背受敌 ， 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激进的自由派 ， 这在民主党此次党内初选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在4年前的上一次党内初选中 ， 伯尼·桑德斯因其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政见而异军突起 ， 饱受争议 ， 险些打断希拉里·克林顿的胜出之路 。 4年以后 ， 桑德斯再次出马 ， 却发现自己的政见已经远谈不上激进 。 包括伊丽莎白·沃伦和杨安泽在内的候选人不断抛出几年前还令人匪夷所思的主张 ， 如国家负担全民医保 ， 分拆巨型互联网企业 ， 甚至由政府按月向18岁至64岁的全体国民每人支付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 。 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将改善民生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 而不再对工会抱有期待 。 虽然这些主张获得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但是它们反映了工人运动在政治议程上不断边缘化的严酷现实 。 对于工人运动来说 ， 被搁置、被遗忘甚至比被敌视、被打击更为致命 。（二）美国梦碎工人运动和劳动法被自由派边缘化 ， 也预示着蓝领阶层美国梦的渐行渐远 。 美国梦就是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 。 对于白领阶层而言 ， 实现这个梦想虽然吃力 ， 但从未丧失希望；而蓝领阶层本来与中产梦无缘 ， 是“二战”后的经济繁荣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 那时 ， 在大厂做工的普通工人哪怕没有上过大学、缺乏专业技能 ， 都可以养活妻儿 ， 拥有住房和汽车 ， 过上体面的生活 。 众所周知 ， 标准的美国梦是要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的；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 蓝领阶层逐渐发现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 。 “一个好汉三个帮” ， 个人奋斗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还要靠三种其他价值来辅助：一是靠民主 ， 由工会伸出援手 ， 代表蓝领工人向雇主争取利益；二是靠福利 ， 由国家伸出援手 ， 为蓝领工人提供各种物质补贴；三是靠平等 ， 由社群伸出援手 ， 通过提高黑人、妇女等弱势社群的整体地位来避免社群成员个体受到歧视 。半个世纪以来 ， 在“以一带三”的价值结构支撑下 ， 蓝领阶层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美国梦 。 而今 ， 个人奋斗的力量在社会大潮中愈发不值一提；三个帮手之中 ， 工会靠不住了 ， 反歧视的法律也并没有带来社群状况的明显改善 ， 甚至某些社群向下沉沦的速度都没有明显放缓 。 走投无路之下 ， 只能把实现美国梦的最后希望寄托到政府身上 。 这可能正是自由派疏远工人运动的心理基础 。 不难想象 ， 保守派将以多么猛烈的炮火阻击任何“大政府”的方案；而就在政治的硝烟中 ， 蓝领阶层的中产梦、美国梦将愈发模糊 ， 乃至遥不可及 。 可悲又可叹的是 ， 美国工人运动和劳动法甚至等不到这场决战 ， 就已经退出了战斗的前线 。（三）另觅新途？劳动法和工人运动既遭到保守派敌视 ， 又受到自由派排挤；既无法兑现蓝领阶层的美国梦 ， 又不招白领阶层待见 。 如此看来 ， 岂不走上了绝路？为了避免这种命运 ， 工会做出过五花八门的尝试；而其中唯一存有一线希望的 ， 便是将劳动法和工人运动与其他法律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 。从历史上看 ， 美国工人运动曾经占据过社会舞台的中心 ， 而当民权运动在20世纪中叶兴起时 ， 工人运动并没有和民权运动走到一起 。 这既是因为工人运动传统上由白人主导并歧视黑人 ， 也是因为两大运动的价值追求难以调和：工人运动的传统思路是让会员（运动的参与者）获得比非会员更好的待遇 ， 强调不平等 ， 唯有如此方能吸引更多工人入会 ， 壮大工会力量 ， 进而为会员寻求更好的待遇 ， 形成正向循环；而民权运动的思路是强调平等 ， 运动的果实由弱势群体的全体成员共享 。 工人运动与民权运动失之交臂 ， 被认为是工人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 。有历史教训在前 ， 当代美国工人运动改变了“门罗主义”的做法 ， 积极寻求与其他社会运动联手的机会 。 它们的重要合作对象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国际人权运动 。 一方面 ， 工会向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企业施压 ， 要求其严格督察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遵守劳工保护规定 ， 将这种督察行为界定成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样做可能会改善外国劳工的处境 ， 但主要效果则是推高外国供应商的用工成本 ， 相应抬升跨国企业的采购成本 ， 促使其将供应链撤回本国 ， 为本国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 ， 工会向美国政府施压 ， 要求政府将贸易与人权挂钩 ， 以外国政府给予劳工某些权利作为与该国公平贸易的条件 。 这样做当然也可能有利于外国劳工 ， 但主要效果是提高外国企业的用工成本 ， 降低其竞争力 ， 使得美国本土的产业得以存活 ， 就业得以保全 。 可见 ， 工会与其他社会运动联手的做法 ， 本质上是将国内矛盾外移 ， 通过抬高外国用工成本来保障本国劳工的利益 ， 从而提高自身的吸引力 。 在法律层面 ， 这种做法将使得劳动法与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贸易法发生广泛的交融 。 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 美国工人运动和劳动法能否借此“续命” ， 也将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来的发展 。【阎天 ， 北京大学法学院 。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4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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