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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郑永年：面对疫情，国际社会须坚守事实、科学和理性( 二 )

 
第一种是将其他事物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傲慢 。疫情中许多国家没有做到科学优先,而是出现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现象 。政治即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 。利益诉求的表达如果没有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就很容易压倒科学 。美国这次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反面教材——在政治人物层面,特朗普为了其个人权力、选举等考量,不惜否定专家的科学建议;在利益集团层面,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存在是不是要冒险提前复工的争论,这其实反映出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分歧;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界和保守派媒体不断制造着种种病毒“理论”,如“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等等,试图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
第二种是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的傲慢 。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无论东西方,人们的认知总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人类从谦卑到狂妄的过程 。在西方,这种变化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之中 。在东方,自由主义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思潮 。但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就是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人们似乎都只是把病毒当作自然灾难来应对,并倾向于相信一种新病毒出现后,人类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能够研发出针对2003年SARS病毒的疫苗,也没有研发出针对艾滋病、寨卡病毒等一系列新出现病原体的疫苗 。实际上,人类的利己性质往往给病毒和病毒的变种以很多机会和空间 。经验表明,在两次疫情暴发间隙,很多国家的行为显示,因为政府的短视和资本的趋利性质,造成了持续投入资金预防疫病的意愿大幅度减弱,针对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推动研究和开发 。
张锋:这些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平抑,但不可能被消灭 。那么,如何有效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 
郑永年:利益诉求是客观的,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消失 。但利益有疏导整合的可能,比如我通过观察中国的决策模式而总结出的内部多元主义架构就是一种可取的方案 。内部多元主义不同于西方国家不同利益团体间相互否定、相互掣肘的“外部”多元主义 。它恰恰是通过决策过程,把不同意见都吸纳到执政党所领导的决策体制中,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平衡,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民主与集中”的平衡 。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各国虽制度不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内部多元主义特征 。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东亚社会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西方社会 。
未来全球化的演变和中国的继续开放 
张锋:任何人的思维都具有惯性,一个国家也是 。在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上一旦形成了既定思维,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集体意志,这股力量对世界格局的重塑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几十年间,经济全球化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经济理性的作用下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一进程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在过去这些年里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越发严重了,蓄积的社会情绪也越发高涨 。如今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现的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潮流,就是这类情绪的一种表达 。那么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是否也会随之退潮呢? 
郑永年:这个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的判断是,经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退潮,而是以一种“有限全球化”的新形态继续下去,比如回到类似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全球化 。那时的经济全球化是每个国家都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和投资 。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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