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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扩张升温，经济复苏如何避免走上高碳老路？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波仍在持续蔓延 。 各国政府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如何兼顾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如何设计经济“绿色复苏”方案 ， 近来成为热议话题 。 在日前举行的“新冠疫情之后 ， 经济刺激方案如何推动低碳、韧性经济转型？”线上研讨会上 ，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 ， 在制定和实施宏观、投资政策过程中 ， 应强化金融领域绿色激励机制 ， 避免过去“高碳锁定”的传统投资模式 。 以数据中心为典型的新基建需要大量能源资源作为运行支撑 ， 此轮新基建投资中要避免重蹈“高污染”覆辙 ， 不宜为短期经济刺激而放松对煤电建设规模的控制 。“绿色复苏”可能吗？可行吗？国际能源署今年4月在其旗舰报告中预测 ， 新冠疫情造成的能源需求下降可能让2020年的全球碳排放下降8% 。 然而 ， 国际能源署同时提出 ， 在全球封锁状态解除后 ， 碳排放将会反弹 ， 且反弹程度将会和各国采取的经济复苏计划密切相关 。 从历史经验来看 ， 疫情等外部因素对碳排放的削减作用是暂时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 ， 全球碳排放在2009年短暂下降 ， 但在2010年迅速反弹至历史最高值 ， 年均增长速度也刷新了自2003年来的记录 。全球性危机后的短期经济刺激注定与绿色发展背道而驰吗？牛津大学联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知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不这么认为：只要政策设计得当 ， 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的双赢 ， 并且 ， 低碳、绿色的经济刺激措施对经济的长期拉动效果更为显著 。在国际上 ， 尽管世界仍然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 ， 有关“绿色复兴”的讨论已经展开 。 4月中旬 ，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 ， 欧盟应将“绿色协议”（Green Deal）纳入经济复苏的方案中 ， 气候投资上的先发优势至关重要 ， 而寻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将是关键 。 芬兰政府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来起草疫后经济刺激计划 ， 其中专门有用来回应气候灾害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 。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 ，“欧洲的经济复苏的努力不能仅仅是延续我们在疫情之前的行为 ， 而必须与气候变化、创新交通、以及数字化转型直接挂钩” 。受疫情影响 ， 中国政府在全国两会期间宣布了规模空前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赤字率达3.6%以上 ，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数字；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 大于去年减税降费总额；地方专项债拟安排3.75万亿元 ， 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 。 据澎湃新闻统计 ， 财政赤字、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三项合计约为8.51万亿元 ， 较去年增加了3.6万亿元 。基于这一大背景 ， 中国需要一份怎样的经济复苏方案？是一个环境友好型、低碳的刺激方案 ， 还是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 ， 会创造很多污染及大量碳排放的棕色刺激方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前述线上论坛上表示 ， 疫情过后 ， 我国将有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消费项目 ， 这些投资项目和消费刺激措施对未来的环境和碳排放将产生重要和长远的影响 。 “这些项目、尤其是基建项目 ， 会提前锁定未来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 。 也就是说 ， 今后两到三年里规划和设计的项目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对环境造成影响 。 如果现在不去讨论这些项目的绿色化程度 ， 再过五年十年你会发现 ， 太晚了 。 ”马骏及其团队担心的是 ， 从国内几个省份已公布的新一轮投资计划来看 ， 这些省份规划中的绿色项目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与五年和十年之前相比并没有提高 ， 依然是10% ， “绿色发展”理念还没有落到实处 。 他认为 ， 中央应该要有明确意见 ， 发布类似《关于提高新一轮基建绿色化程度的指导意见》 ， 拿出具体措施 ， 要求和督促地方积极落实 。 为了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 马骏建议大幅增加绿色项目占新一轮基建项目的比重 。 对不属于绿色项目的其他新建项目 ， 要强化环境气候影响评估 ， 鼓励金融机构在此类项目贷款审批中进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 ， 同时强化此类项目透明度 ， 披露环境影响等信息 。他还建议 ，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发行绿色特别国债和绿色专项债 ， 引领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绿色投资 。基建扩张 ， 如何规避高碳老路？原环保部国际司司长、现担任国际金融论坛联席秘书长兼全球绿色增长中心主任的唐丁丁认为 ，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世界范围“去全球化和去规则化”的趋势 ，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带来挑战 。 不过 ， 包括欧盟、英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呼吁并坚持将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作为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重要举措 。唐丁丁提醒说 ， 在“新基建”投资计划的建设中 ， 特别是数据中心、5G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基础建设投入使用后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持 ， 从而会急速推高能源需求与消耗 ， 应予以关注 。 “环境问题有很多来自于重基建和重工业的发展 。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中 ， 大量资金投向重工业、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领域 ， 某种程度上为后来较为严重的雾霾问题积累了条件 。 ”当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能源需求回升 ， 是发展火电还是其他能源品种？疫情过后的经济振兴计划中应重视有效控制煤电建设规模以及可能新增的煤电和化石能源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 原国家发改委气候中心主任李俊峰更显乐观 。 “从高碳向低碳这条路 ， 已经走通了 ， 并在不断改善 ， 所以我们不会回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 。 ”李俊峰认为 ，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 ， 我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 清洁化发展有目共睹 。 特别是近几年 ， 推动能源革命以来 ， 我国实施了“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供应”的工作总方针 ， 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从2012年的72%降到2019年的57.7% ， 煤电占比从过去的75%降到62% 。 2015年-2020年 ， 我国煤炭消费量实现零增长 ， 发电量增加1.6万亿千瓦时 ， 煤电只增加了6000亿千瓦时 。 “十四五”时期在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方针下 ， 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不会走上高碳发展的老路 。 低价新能源已经出现 ， 连续十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新增能源中占主要地位 ， 非化石能源超过化石能源已是大势所趋 ， 不会扭转 。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资深观察人士、本土公益机构创绿研究院理事杨富强表示 ， 经济刺激方案会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 应该高度重视各种投资方案 ， 在救民生、救经济的同时 ， 不能忽略绿色发展 。 新基建是促进消费型的 ， 也是科技增长型的 ， 人才培育型的 ， 包括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公路和轨道交通以及城市轨道交通 。 “新基建对能源发展和电力需求产生很大影响 。 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转型要将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放在首位 ， 加大特高压输电和配电网建设 ， 提高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投资 。 同时抑制新煤电厂的建设和减少煤电装机容量 ， 加强电气化投资 ， 实现零碳城市的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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