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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经此一疫 世界都将戴上口罩？( 二 )


除此之外，鸟嘴面具并非单独出现，戴上面具的人还需要穿上配套的制服——通常是一件厚重的大衣或者用蜡泡过的亚麻布，手中拿木棍，用来掀起病人的衣物或床单，避免直接接触。然而鸟嘴面具治标不治本——瘟疫医生在大瘟疫时期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照料病人，并不能治愈病人。久而久之，瘟疫医生的工作演化成了见证死亡和帮助解剖，给人们留下了“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瘟疫医生”的印象，鸟嘴面具也就成了一种不祥的象征。
进化
六层纱布挂耳口罩是现代医用口罩的雏形
大瘟疫时期后，西方医学飞速发展，口罩也迎来了自己真正能够发光发热的时期。1840年，德国病理学家雅各布·亨勒提出“人体的感染是由一种活的寄生物引起的”。1847年，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妇产科中心的助教伊格纳茨·菲利普·塞麦尔维斯又偶然发现了感染是由致命病菌造成的。之后，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1861年做了著名的鹅颈烧瓶实验，证明了空气中除了化学毒物外，还有生物细菌的存在。这些研究结果都让人们意识到，空气中存在危险病菌，会引发人体的感染。
但巴斯德的结论并没有让人们将呼吸和细菌传播联系起来，即使医学界在1876年就有了对手术用具严格消毒的概念，医生们也没有想过对自己的口腔或病人的口腔进行防护。之后的几十年，医生们一直敞着脸对病人进行手术，手术结束后病人的感染率也因此一直居高不下。1895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猜测，医生和护士在进行手术时说话，他们口鼻的飞沫会沾染到伤口，飞沫中的细菌会导致伤口恶化。因此，莱德奇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用单层纱布来包裹住口鼻，避免飞沫进入伤口。这种方法让病人的感染率大大下降，纱布口罩由此在欧洲医学界得以推广。
1897年，德国微生物学家凯尔·弗路格和他的学生为了验证呼吸道飞沫的危害性，进行了一次细菌临床实验，证明了莱德奇的猜测是正确的：飞沫中确实有细菌存在。同年，英国的一位外科医生在莱德奇的纱布口罩上进行了改进，他在纱布内装了一个由细铁丝制成的支架，让纱布与口鼻间留有间隙，这样一来口罩就不会将口鼻包得过紧，也不会轻易被唾液弄湿了，口罩的实用性和舒适度大大提高。
1899年，法国医生保罗·伯蒂发现单层纱布对口腔飞沫的阻隔并不彻底，只有不少于六层纱布的口罩才能有效防止飞沫的传播，他把六层纱布做成的口罩剪成长方形缝在手术服的衣领上，用的时候把口罩翻上去用手按着即可。但手术中一直用手按着也不方便，所以他又在口罩的上缘缝上了两根带子，用的时候挂在耳朵上就行，不需要再用手一直按着。保罗医生的六层纱布挂耳口罩增加了口罩的防护性和方便程度，现代医用口罩的雏形也正是这种挂耳口罩。
1905年，美国医生汉密尔顿发现猩红热患者的痰液中存在链球菌，要求感染者佩戴口罩，防止猩红热疾病的传播；他还强烈建议在面对其他传染病疫情时，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都应该戴上口罩，口罩功能由此从“保护医护人员”进化到了“从源头控制病毒”。
崛起
西班牙大流感和伦敦毒雾让口罩大放异彩
医用口罩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口罩是医护人员和感染患者才需要使用的卫生用具，然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和1952年的伦敦空气污染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这一看法，近代口罩也在这两次事件中大放异彩。
1918年，一场改变20世纪历史的流感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开始，蔓延到了全世界，史称“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持续了两年的时间，造成了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且比起其他致死率在0.1%的流感，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达到了2.5%-5%。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人们都被强制要求戴上口罩，比如美国的西雅图，在西班牙流感期间明文规定，不戴口罩的乘客不允许坐公交车。
如果说西班牙流感是口罩从“特定人群可用”转变为“所有人可用”的契机，那1952年伦敦的一场毒雾就是让口罩从医学用途衍生到其他用途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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