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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至诚为善 至善为坚

“时代呼唤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 这些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 也是用责任心与企业能力响应“时代”的召唤 。 这样的担当精神也该得到社会的敬重与善待 ， 让善与善交汇 ， 孕育出更有温度的公共生活和更有韧性的社会风险抗御体系 。
哲人西塞罗说：对于道德的实践来说 ， 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 。 循此逻辑 ， 对于社会责任的实践来说 ， 最好的观众也是践行者自身的责任心 。
责任心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需要自觉将社会责任感作为价值坚守与道义行囊 。 特殊时期 ， 更是这样 。
都知道 ， 今年是“不一般”的一年 。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 打乱了社会运转的正常节奏 ， 其链式反应已波及社会各领域各方面 。
就公众生活而言 ， 疫情暴发将人们的生活制式调到了“抗疫模式” ， 很多人不只是短期内生活便利度受到影响 ， 长期性的就业、收入等也遭到冲击；就企业生产经营来看 ， 疫情对供应链、需求链、产业链大循环的重创 ， 对物流网络大动脉的割裂 ， 让很多企业陷入困境 。 随之而来的 ， 则是整个国民经济承压 ， “共度时艰”成了公共字典里的高频词 。
烈火磨炼真金 ， 疫情考验担当 。 事实上 ， 越是艰难时刻 ， 社会这个巨大“操作系统”的稳定 ， 就越需要作为“底层模型”的社会责任体系去支撑 。 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 正是社会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 。 拿这次疫情来说 ， 战“疫”就成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签到簿与能力的试金石 ， 成了企业信誉的增高术和担当的显微镜 。
揆诸现实 ， 许多企业也对此交出了高分答卷：疫情发生后 ， 很多企业就自发地响应了“同心抗疫”的集结号 ， 全力投入到战“疫”当中 ， 捐赠抗疫物资、设立抗疫基金、转产保障供应、提供抗疫技术、为小微企业减租免租、用共享员工托住就业……
众多企业责任感与责任感的叠合 ， 汇合成了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性履行社会责任大潮 。 正因如此 ， 中国社会才得以加速走出疫情之困 ， 渐次恢复常态 。
现如今 ， 随着国内疫情平缓 ， 抗“疫”转入下半场 ， 疫后社会复苏成了重中之重——虽然疫情形势向好 ， 但经济承压、民生受创的“余波”仍难消 ， 这也考验着社会的抗压能力与市场的整体韧劲 。 在此背景下 ， 对很多行业头部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而言 ， 履责内容和方式也需因时而变、因势而新 ， 让其正向价值与民生改善期许、社会复苏愿景更好地贴合 。
比如 ， 在“保就业”成了“六保”之首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重要关键词的语境中 ， 企业该如何拓岗稳岗 ， 以自身之“稳”来稳住社会就业基本盘？又如 ， 在疫情给实现全面小康增加了难度的情况下 ， 企业该怎样克服变数助力脱贫攻坚？再如 ， 企业能否与行业上下游共进退 ， 帮助“保”住产业生态圈里的市场主体……这些无疑需要社会各方去积极探索 。
这倒不是要锁定企业的履责路径 ， 只是希望企业履责和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情势、社会需求之间 ， 产生同频共振和深层次嵌合 ， 进而让社会、民众和企业自身都从中受益 。
需要明确的是 ， 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 ， 不必拘于一格：它可以是捐款捐物献爱心 ， 也可以是用匠心品质优化供给侧体验 ， 还可以是通过做大自身扩大就业、增加纳税等 。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则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经济责任（创造利润）；法律责任（守法经营）；伦理责任（捍卫公义等）；慈善责任（消除贫穷等） 。 企业完全可以酌情而为 ， 量力而行 。
但对企业而言 ， 将履责与自身业务嵌合 ， 把行善跟擅长领域结合 ， 让社会创新(CSI)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同向 ， 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履责途径 。
这既符合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内涵 ， 也顺应了企业履责方式升级迭代的态势：如果说 ， 1.0阶段是传统慈善 ， 2.0是专业公益 ， 那3.0就是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 重构公益和社会问题解决的生态系统 ， 将核心生产流程纳入社会问题系统解决的过程当中 ， 让社会责任感变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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