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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骏“反腐愚公”杨维骏逝世 赞赏我的人很多 却没看到效仿者( 三 )


王婉琦说 ， 有天凌晨4点 ， 有不明人士爬上阳台撬锁 ， “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 。 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 ， 从此 ， 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 ， 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次日早上6点 。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 ， “我想到的就是 ， 不管什么样的大官 ， 他违反党纪国法 ， 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 ”
从家仇国恨中走来
杨维骏多次对人说 ， 自己是在家仇国恨里长大的 。
他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 ， 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 。 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自幼学习刻苦 ， 后考入云南讲武堂 ， 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 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 。 杨维骏三岁时 ， 父亲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 。
尽管父亲早逝 ， 但杨维骏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听说父亲的许多事迹 。 父亲爱兵如子 ， 爱民如子 ， 不准长官打骂部下 ， 发动士兵种蔬菜种稻谷 ， 成立士兵食堂 ， 任滇中卫戍司令时 ， 曾连夜率兵从土匪手中救回被掳掠的村民 。
父亲死后 ， 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 ， 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 。 在十里洋场 ， 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 ， 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 。
随着时局恶化 ， 日军占领上海 ， 包围租界 ， 1937年 ， 杨维骏举家迁回云南 。 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 ， 他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 ， 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 ， 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 。 1949年 ， 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 ， 杨维骏仕途坦荡 。 1951年1月 ， 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 ， 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
几年后 ， 经人介绍 ， 杨维骏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 1958年 ， 杨维骏和王婉琦成婚 。 也是在这一年 ， 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 ， 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
如今 ， 杨维骏再回想 ， 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 。 他被分去放牛 ， 牛安静吃草时 ， 他就拿出马恩文选 ， 这一读 ， 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 ， 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 ， 受挫折是暂时的 ， 不可能永远 。 ”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 ， 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 。 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 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 ， 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 ， 那幢三层小楼 ， 就只剩杨维骏和王婉琦“相依为命”了 。 他坦言 ， 自己从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 ， 对老伴的关心 ， 只体现在行动上 。
2014年夏天 ， 王婉琦因心慌 ， 到一家医院吸氧 ， 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 。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 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 。 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 ， 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
王婉琦是个闲不住的人 。 80岁的年纪 ， 还能一口气从家骑车到翠湖 ， 打拳、跳舞 。 但近几年 ， 她感到身体大不如前 ， 最多只能走上100米 ， 出门买菜都要保姆推着 。
面对这个比她还要衰老的丈夫 ， 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 。 她说 ， 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 ， 丈夫人品好 ， 一生为国为民 ， 在这方面她敬重他 ， 但“负担太重了” 。
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 ， 怎么反腐？”杨维骏说 ， 赞赏他的人很多 ， 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 。 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 ， 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
“我快一百岁了 。 ”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 。 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 ， 剩下的 ， 要么看不见、听不见 ， 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 。 他说 ， 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 ， “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
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 ， 但相比从前 ， 话语间 ， 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
他说 ， 2014年白恩培落马后 ， 自己的举报再没有过什么大的成绩 。 说到失地农民因上访被非法拘留 ， 杨维骏本就严肃的语气又立马急促起来：“农民就是靠土地生存 ， 你把农民的土地抢掉 ， 农民还活吗？不能轻描淡写 ， 说限制人身自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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