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都在说“普通人”，但谁是普通人？( 二 )
而到了19世纪 ， 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更是为“普通人”的群体贴上了一个堪称“臭名昭著”的标签：“乌合之众” 。 在勒庞看来 ， 只要一个人深陷“群体”之中 ， 即使是原本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精英 ， 也会堕入平庸 ， 并变得歇斯底里、神志不清 ， 被裹挟于群体性狂热之中 。 勒庞的说法在托克维尔那里也获得了回响 ， 托氏所谓“向下的民主”同样强调作为群体的“普通人”掌握权力 ， 会将整个社会的智识水平拉低至平庸的水平 。
及至20世纪初 ， 这种精英主义对作为群体的“普通人”的恐慌堪称达到巅峰 。 加塞特写道：
“20世纪30年代 ， 欧洲正在经历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大众正在把一切优秀的、与众不同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 。 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 ，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 ， 都面临着淘汰出局的危险” 。
这种恐慌的急剧上升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 ， 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与观念的更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 随着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 ， 作为现代化最重要标识之一的城市化大规模推进 ， 使得原本固守乡土中的人民被抛掷到城市中无处容身 ， 贫困、失业问题在这一时期显著上升 。 著名的群众理论家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指出 ， 这种时代背景造就了在20世纪大量出没的“边缘人”和“失意者” ， 他们很容易对于当下的生活全然不在意 ， 厌倦当下 ， 渴望改变 ， 因此只需要一个契机 ， 就能形成一呼百应的革命群众 ， 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 霍弗指出社会中的失意者和穷人是组成群众的“潜在皈依者” 。
其次 ， 现代社会也是一个“解除禁锢的世纪” ， 宗教的失落一方面让个人的思想空前解放 ， 却也让人的意义感无处安放 。 尼采的“上帝之死”是现代思想状况重塑的宣言 ， 也宣告着在精神领域人类的流放 。 在心理学家弗洛姆看来 ， 自由突如其来的降临反倒令人焦虑 ， 因为它意味着人要在缺乏终极指引的情况下承担起自主地规划自己人生的责任 ， 这使得获得自由的人们 ， 诡异地开始“逃避自由” ， 渴望寻找让自己依附于其中的团体和依靠 ， 让自己随波逐流 ， 免于焦虑 。 在他看来 ， 这种寻找“免于自由的自由”的心理 ， 最终孕育了纳粹——一个对“大众”的焦虑感达到巅峰的著名表征 。
本文插图
《大众的反叛》 ，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著 ， 刘训练、佟德志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 ， 2020年5月 。
除此之外 ， 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完善使得普通人群体能够从“知识”的角度予以刻画 。 例如 ， 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发现了人格中“非理性”因素的根本地位 ， 他基于精神分析的方法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提出：“集体暗示是一种不以知觉和推理为基础 ， 而是以爱的联系为基础的确信” ， 仿佛也进一步验证了勒庞曾经粗糙的断言 。 然而知识对非理性普通人群体的刻画并非仅仅只是起到批判的作用 ， 以上种种精英主义对“普通人”话语的大量使用刻画出他们作为非理性、平庸的“群体”的形象 ， 也不断强化着“精英主义”自身的合法性 。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 ， 纵观这些文本 ， 这些精英主义者似乎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客观地界定他们论述的“普通人”“平庸者”“大众”到底是哪些人 。
2
“平民主义”：
就能代表“普通人”吗？
如果说精英主义大量使用“普通人”概念是为了通过刻画自己的对立面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 那么这种偏向于“平民主义”的立场则恰恰相反 ， “为普通人代言”反倒成为其自身合法性的象征 。
在这种平民主义的视角下 ， 精英们有着不接地气的狭隘 ， 他们执着于精英、大众的二分 ， 因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倨傲而难以容忍多元的价值——这恰恰也是快手短片《自己的英雄》中反复强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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