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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最早发现法国疫情：华人医生纳娜是最美逆行者( 二 )


两人住院期间也多次和纳娜联系 ， 主要是因为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 。 法国医学研究人员从两人身上成功分离出还存活的新冠病毒 ， 为法国以后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和测试提供了基础 。 当时 ， 要将分离出的病毒样本用于科学实验 ， 需要病人签署同意协议 。 两人找到纳娜 ， 在了解了详细情况后 ， 欣然签字 ， 愿意为科学实验做出贡献 。
在法国疫情初期 ， 纳娜帮助了100多中国游客处置类似情况 。
利用媒体讲座 ， 传播抗疫知识
在疫情初期 ， 纳娜接受了包括《欧洲时报》在内的多次中法媒体的采访 ， 应邀为留法学生等举办医学讲座 ， 向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介绍新冠知识和法国的防疫措施 ， 同时也通过法国媒体的采访 ， 向法国公众解释武汉疫情 ， 介绍武汉成功防疫的经验和举措 ， 以及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口罩的作用 。 这在当时讯息混杂、法国普遍认为新冠只是一场大流感的情况下 ， 对防疫抗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戴不戴口罩曾在法国引起广泛争议 ， 有些亚洲人还因为戴口罩受到歧视、甚至遭受毒打 。 纳娜在媒体上解释 ， 在法国普通的诊疗时 ， 一般是不戴口罩的 。 因为戴口罩容易引起误解 ， 引起病人紧张 。 平时更没有戴口罩的习惯 。 但在武汉的经验中 ， 口罩起到了很好自我保护和防止传染的作用 。 所以 ， 中国主张疫情期间人人戴口罩 。 而华侨华人与中国有着很多联系 ， 有着多方面的渠道可以看到中国的防疫措施 ， 因此 ， 出于自我保护和防止公共感染 ， 也保护他人的角度 ， 自觉戴上了口罩 。 纳娜认为因口罩引起的争议这不能算是歧视 ， 只是文化差异引起的恐慌 ， 导致不当行为 。 只要沟通好了 ， 就可以消弭误解 。 纳娜还向大家介绍了华侨华人在疫情的初期开始从中国回来就自觉进行隔离 ， 自觉做好防疫工作的情况 ， 让大家了解华侨华人在抗疫中的所作所为 。
皮提耶医院是法国最早接受新冠病人的两个医院之一 ， 作为在急诊科工作的纳娜 ， 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 纳娜表示 ， 在第一、第二阶段 ， 由于病人并不多 ， 而且基本上都是从急救热线转过来 ， 直接进入传染科病房 ， 及时采取防护和隔离措施 ， 有少数人到门诊接待处 ， 接诊医护人员发现有新冠症状后 ， 也及时隔离、转往新冠病人的接诊处 ， 因此没有造成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 。 那时候 ， 新冠的信息传递有些延迟 。 比如诊疗手段、无症状感染者是否传染等等 ， 医生还不是十分清楚 。 而纳娜因为武汉求学经历 ， 有很多同学毕业后在武汉的医院工作 ， 他们每天都传来很多新冠病情的信息 ， 她都把这些信息向感染科、急诊科的同事转发 ， 同时向法国卫生部、巴黎急救中心上报 ， 分享这些信息和对新冠不断加深的认知 。 当然 ， 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和处理情况 ， 因人而异 。 纳娜说 ， 其实后来很多验证的方法信息 ， 在当初都已经向有关人员作了通报的 。 可是在当初执行上有些显而易见的阻力 。 比如 ， 在疫情初期 ， 纳娜建议除感染科、急诊科的医护人员采取防护措施外 ， 医院其他科室的人员也应戴口罩等进行防护 ， 这在开始就很难被接受和采纳 ， 更别提让普通民众戴口罩这样的建议了 。 她认为 ，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 一是当初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不足 ， 二是口罩资源的匮乏 。 那时候 ， 连外科口罩都很缺乏 ， 更别提佩戴ffp级别的口罩了 。 医院只能根据资源 ， 将口罩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 比如 ， 在她原来工作的科室 ， 只有在插管、取样这样的高风险的操作中 ， 才能佩戴ffp3的口罩 。 在平时的诊疗中 ， 即便是为疑似新冠患者做诊疗 ， 也没有这样的口罩佩戴 。 她觉得医护资源匮乏是造成法国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的重要的原因 。
由于医院床位的关系 ， 法国在疫情大暴发时 ， 对于轻症实行居家隔离 。 纳娜认为这一措施是在法国现有医疗体系下所作出的决策 。 居家隔离是由社区医生和家庭医生帮助实现的 ， 医生要考虑每个家庭的情况 。 而在急救中心配备一切随时可帮助重症病人转移到医院的医疗设施 。 比如可以在患者的家里就可以做插管、放置人工肺等手术 ， 然后把病人直接转移到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 这样就避免了在急诊室的交叉感染 。 在法国很多家庭 ， 没有老年人 ， 所以居家隔离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小一些 。 在居家不可能的情况下 ， 将由医生作出决定 ， 将其移至公共隔离空间 ， 像征用的宾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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