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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级干部贪腐“富可敌县” 警惕“发展高地”沦为“腐败洼地”( 二 )


收到现金后,白海泉便将之存放在家中,等到凑足200万元、500万元不等时,再把钱交给其亲属保管存放 。
对于这些商人送钱是为了“拉关系”,白海泉心知肚明,但仍来者不拒 。这些商人找白海泉办事之前,都会向其承诺“必有重谢”,白海泉则通过为张某某等6名商人的公司承揽市政工程“大开绿灯”而大肆受贿,累计受贿总金额逾2000万元 。
据办案人员介绍,作为金川管委会主要领导,白海泉通过打招呼、插手招投标等方式,能够主宰某项市政工程的承揽方,而管委会其他部门负责人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或异议,导致白海泉越发肆无忌惮 。
监管“一把手”成难题
白海泉2004年在金川开发区上任以来便开始收受贿赂,一直持续到2014年落网方才罢手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表示,白海泉从作案到案发时间跨度达10年,较长的潜伏期为他持续作案创造了空间 。
正是在此期间,白海泉与不法商人互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仅郭某、张某某、郭某某等3名商人,就累计向白海泉行贿100多次,总金额近1亿元 。据介绍,由于向他行贿的人数量众多,有的行贿人,白海泉连名字都记不住 。。
办案人员、专家学者认为,白海泉案凸显了部分经济开发区“一把手”监管难的问题 。
——关键岗位是“自己人” 。白海泉说, 时任金川管委会土地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赵某某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某某办事他很放心 。因此,他把赵某某安排到管委会土地规划建设环保局任局长,所有关于土地的事情他都让赵某某办理 。赵某某对此心知肚明,产生了“投桃报李”的心理,所以即便在具体工作中发现,很多事情有违国家政策和法律,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过问 。
——缺少内部制约 。由于白海泉在金川开发区是党政“一把手”,导致研究讨论土地事项的“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成了白海泉实现私利的工具,各参会人员几乎不会对白海泉的提议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同事的放任和制度的缺失,使得白海泉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
——不法商人“围猎” 。正是由于白海泉手握大权,很多不法商人为了牟利便“围猎”白海泉 。而白海泉也在成为金川管委会主要领导后,私欲不断膨胀 。白海泉在他的悔过书中说:“自己错误地认为,地区经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勤奋努力发展起来了,自己收别人送的钱也是应该的 。”这样,白海泉与不法商人“不谋而合”,成了勾肩搭背的“利益共同体” 。
多地开发区滋生贪腐,折射两大问题
据统计,白海泉的非法收入总额逾1.7亿元,而2019年内蒙古多个“摘帽”的国贫旗县,一年的公共预算收入尚不足1.7亿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白海泉职务犯罪持续时间长,非法收入额巨大,是典型的“小官巨贪” 。
采访人员采访发现,经济开发区优惠政策多、工程项目多、资金多、开发的土地多、自由裁量权大,只要权力不受约束,“发展高地”极易成为“腐败洼地”,小官也可以任性胡为、肆意妄为,监管缺失的“官仓”滋生出巨贪“硕鼠” 。
去年3月,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侯奕斌被查,成为这个开发区第4名被查的主官 。陕西省去年多个开发区也接连有数名干部被查 。另据媒体报道,2000年至2014年,湖北省累计查处开发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15件,其中县处级61人 。
专家学者认为,这些经济开发区的贪腐案件折射出两个共性问题值得关注 。
一是权力集中 。任建明说,经济开发区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创新,为了强化发展效率,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往往机构比较精简、领导比较集中,“这也带来一个风险,即权力制约和监督更加困难 。”彭新林表示,经济开发区优惠政策、扶持资金富集,主要领导党政“一肩挑”,“一些经济开发区的权力往往集中在主要负责人手中,容易滋生腐败 。”
二是监管失灵 。彭新林说,白海泉在经济开发区担任党政“一把手”长达10年,在此期间,他一再突破制度规定违法乱纪,形成了漠视制度、漠视纪律的“家长式”作风,主要原因就是监管失灵,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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