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从抗疫斗争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其比较优势
【治理理论|从抗疫斗争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其比较优势】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案例 ， 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治理危机所采取的不同对策 ， 深刻而生动体现了不同制度的差异性 ， 以及不同制度在特定重大议题上的优劣 ， 并直接通过各自秉承的治理观念与理论而表现出来 。
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导向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内在缺陷
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 。 他们认为 ， 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 ， 根源在于无能为力的政府 ， 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作用 。 世界银行甚至还以“投资人民”为主题 ， 强调个人和社会的替代性作用 。 显然 ， 西方这种治理理论的价值观就是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 。 以作为新自由主义宣言的“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为开端 ， 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 “无政府的治理”成为治理主义者的信仰 ， 他们认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实现公正透明 ， 才会有政治合法性 。
问题在于 ，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 国家—社会关系属于“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中的弱国家” ， 国家被嵌入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难得自主性 。 在此情境下 ， 再主张进一步去国家化而强化社会的权力(权利) ， 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不是更恶化了吗？对此 ， 曾经大力鼓吹治理理论的福山有过深刻反省 。 要知道 ， “组织起来”依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的优先议程 。
这是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给我们的基本知识 。 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 在缺乏比较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 ， 各种与发展中国家国情南辕北辙的概念、理论的流行在所难免 ， 甚至变成某种“道德”标准 。 现在 ， 人们终于看到 ， 主张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 ， 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并没有因为出产了治理理论而变得“善治” ，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没有因此得以提升 。
这种以个体权利为价值导向的治理理论在常规性议题上都无能为力 ， 在危机治理面前更是束手无策 。 面对此次疫情 ， “群体免疫”式的对策说到底就是个人的死活是个人的事 ， 政府不对人命关天这等大事负责 。 坚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 只能坐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自由主义主张的最重要的权利——生命 。 在这种价值体系下 ， 即使政府努力作为 ， 也可能会因为民众太过看重个人权利而失控 。
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
在与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 ， 中国政治学人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 。 显然 ， “国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论”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问题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 ， 得到各界的热烈呼应 。 无疑 ， 这种社会科学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学术研究积累为基础的 。
当西方的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时 ， 主张“国家治理”的研究也影响日隆 。 有学者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 ， 认为国家治理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被提出后 ， 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被明确区分开来 ，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 ， 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 ， 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 。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 ， ‘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 。 对此 ， 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简单套用西方“治理”概念解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 二是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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