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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30天“围剿” 用最快速度控制新冠疫情( 四 )


“西城大爷”确诊时 ， 北京有98家机构可进行核酸检测 ， 日检测量超9万人份 。
支撑这些庞大检测需求的 ， 除了硬件 ， 还有软件 。
6月20日 ， 西城区新街口集中采样点首次面向普通居民开放 。 市民张开嘴 ， 护士会手持两根采样棉签采集咽拭子 ， 之后 ， 一根放入单管 ， 一根放入混采管——混采管内共收集5人的样本 ， 首先接受检测 ， 如果阴性 ， 5人同时“放行”；如果阳性 ， 对应的5个单份样本接受二轮检测 。
这一极大提高核酸检测效率的方法能在北京推广 ， 有赖于三个月前的标准储备 。
北京市疾控中心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穆效群回忆 ， 今年3月底 ， 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德国有了混合采样检测方法 ， 着手进行评估 。 他们设计了实验 ， 通过对弱阳性样本检测 ， 评估混采对灵敏度的影响 。 随后调整了指标 ， 将德国5-10份混合量控制在3-5份 ， 且为保证阳性率 ， 最终确定在采样环节而非检测环节对标本进行混合 。 4月 ， 混采指南出台 ， 之后 ， 所有具有资质的机构都可以据此采样检测 。
“全速”的长跑 现在到了最吃力的时候
“完整的流调拴着两头 ， 一头是溯源 ， 找出谁传染的他、这个传染源有没有控制 ， 一头是追踪 ， 他接触了谁、可能传染给谁 。 哪一头没有找到 ， 都意味着疾病有继续传播的风险 。 ”流调组组长叶研说 ， “这些人是主动就医感染的 ， 还是流调溯源被查出来的？是突然出现的 ， 还是在隔离点内发病的？流调一出 ， 我们对疫情发展的趋势也能有所分析 。 ”
现场采回的人与环境的样本 ， 最终送回实验室检测；北京一百多家检测机构的质量控制 ， 也由这里把关 。
短短几个月 ， 北京市疾控中心的PCR仪数量翻倍 ， 也增添了新的抗体检测、核酸提取仪器 ， 实验室被占得满满当当 。 工作量也明显增多 ， 之前 ， 这里最高日检测量是600份 ， 现在达到2200份 。 机器连轴运转 ， 人也在24小时接力 ， 制备反应试剂、提取病毒核酸、跟踪检测结果……实验没做完 ， 三级防护区不能随意出来 ， 穿着“猴服”又憋又闷 ， 累极了 ， 张代涛和同事就歪在地板上眯一会儿 ， “打地铺”成了常态 ， 后来 ， 他们索性往负压实验室里扛了两床被子 。
北京疫情得到迅速控制 。
6月13日与14日 ， 新增确诊36人 ， 这个数字成为峰值 。 之后 ， 新增数一路下跌 ， 6月21日 ， 首次降至个位数 。
但疾控内部工作没有变得更轻松 。 王全意仍回不了家 ， 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
早期病例都与牛羊肉大厅等有直接关系 ， 到后期 ， 这种“强关联”越来越弱 ， 寻找传播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
随着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正轨 ， 活动轨迹变得复杂 ， 也给流调带来挑战 。 “1-2月份 ， 大家的轨迹基本是家——医院——家 ， 比较简单 ， 现在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 ， 工作之外要出去逛街、聚会 ， 活动场所和接触人群与之前完全不同 。 有时候单凭疾控的力量 ， 也显得局促 。 ”
后期 ， 一些零散案例的出现 ， 也如平地惊雷 。
7月2日 ， 石景山区万达广场一名女子哭喊“他们说我是阳性”的视频在网上疯转 。 之后 ， 她被确认为无症状感染者 。
疾控公布的她的行动轨迹 ， 比“西城大爷”更复杂 ， 涉及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多区 ， 密接者超过200名 ， 流调报告写了六十多页 ， 远超“西城大爷” 。 但在所有感染者中 ， 这个数不是最多的 。
“除了人 ， 还要关注物品 ， 北京有大量的餐饮企业、单位食堂、农贸市场从新发地进货 ， 可能带回被污染的食品 ， 这些食品有没有清理干净、会不会再次引发传播？这比找人更难识别 。 ”王全意说 ， 次生传播成为后期防控重点 ， 新增病例数虽然下降了 ， 但工作难度反而增加 ， 带来莫大(博客,微博)压力 。
压力之上是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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