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观点丨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 二 )
瞿、方两人的经历代表了士大夫价值的一种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 使一切正直的士大夫不能不受到“治国平天下”理性意识的强烈感染 ， 始终不能忘情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 ， “自我”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价值中得到承认 ， 个性意识相对朦胧和薄弱 。只有当这种价值观受到现实政治的摧残与无情嘲弄后才会发生某种转向 。这是一种在精神心理学中可以谓之“移情”的心理动向 。瞿既不愿身居宦职 ， 却一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勉强主持着久历内争不已的残局 ， 作为自己的归宿 。城破后 ， 明明可以脱身 ， 却坐以待死 。这就是一种以壮烈殉国代替苟且偷生的“移情” 。方比瞿更超脱 ， 始终不愿任职 ， 名谓“著书自娱” ， 实则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 ， 熔儒、道、禅于一炉 ， 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天、地、人深邃的哲学思考中 ， 颇有发明 。他关于“合二而一 ， 一分为二”的自发辩证法思想更是旷古未有的独创 ， 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这是又一种“移情” ， 较之前一种 ， 功利主义的遗习已脱落得了无痕迹 ， 似乎很有点否定“超我”的意味 ， 显示出“自我”意识的崛起 。因为它已属于一种置具体的世情国事、经世致用于度外的个人独创的精神活动 。这也许要归功于道家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 唯有道家还具有一点“自我”意识 ， 肯定人的个性价值 。可惜的是 ，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 ， 明亡之后 ， 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晚明功名官场的污浊气 ， 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 ， 但更多的却是瞿式耜这样的“殉情”型“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 。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 有顽强的生命力 。
大明复兴的绝望 ， 对顾炎武为代表的士大夫遗民打击没有比之更惨痛的了 。然而正是这一不堪回首的事实 ， 迫使他们做出了另一种历史抉择 。这种抉择是在对有明一代士大夫的价值观做了认真清理之后产生的 。对此 ， 顾炎武在给门生潘耒的信中说得最完整：
【诸子百家|观点丨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凡今之所以为学者 ， 为利而已 ， 科举是也 。其进于此 ， 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 ， 为名而已 ， 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 。君子之为学也 ， 非利己而已也 ， 有明道淑人之心 ， 有拨乱反正之事 ， 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 ， 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
对当代的强烈失望诱发出一种空前未有的历史感 。面对有明三百年惨痛的“亡国”“亡天下”的事实 ， 他们鄙薄一切对现实功名利禄的追求 ， 只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 ， 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此岂顾炎武独然 。梨洲先生命其书名曰“明夷待访” ， 不也正是这种意思？因此 ， 当顾炎武读到《明夷待访录》 ， 抑制不住喜得知音的兴奋 ， 即致书于黄宗羲：
“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 ， 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 百王之敝可以复起 ， 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天下之事 ， 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 ， 而当其时者 ， 或无其识 。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 ， 有王者起 ， 得而师之 。然而《易》“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圣人复起 ， ……《日知录》一书 ， 窃自幸其中所论 ， 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历史反思” 。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 还是颜习斋、李恕谷、陆世仪、张履祥 ， 虽然主要都还是从检讨有明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 ， 思路追迹所及却是自秦始皇以来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统治史 。可以说 ， 这是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光照进中国之前 ， 在传统思想的范围内对中国传统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面反省 。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 ， 如君相制度、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 ， 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 。他们看不到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 ， 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比较 ， 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历史资源求助 。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 ， 但他们并不是倒退 ， 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君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 ， 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 ， 如君主专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 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方面 ， 权力集中于中央（郡县制）好还是使地方有相对的独立权（“复封建”）好 ， 还议论到民间舆论对国家政治的作用 ， 用推举选拔代替腐朽的科举 ， 以及关于商业流通有益、改善金融货币制度 ， 等等 ， 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这种反思 ， 在具体的对策上 ， 只是重复存在过的 ， 企图化腐朽为神奇 ， 并不足取 ， 但在批判的思路上 ， 却天才地揭示出许多病灶区域 ， 对后人认识君主专制制度不无启发 。二百年之后 ， 近代革命家孙中山、章太炎等从这里找到了所谓议院政治、地方自治等“启蒙”思想 ， 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 ， 我们看到了也许会令古代士大夫震惊的一个价值不平衡律 ， 那就是最不急功近利的人 ， 却成就了最大的功业和名望 。这是为什么？究其主观方面的原因 ， 是因为黄、顾、王诸大家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 对“功名”的理解 ， 有他们独特的立场 。且看顾炎武是怎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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