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试验”到“双千计划”( 三 )
同样的感触 ， 出现在不少挂职学者心中 。 一位正在最高人民法院挂职的学者认为：“仅就数量而论 ， 当今中国法学理论研究成果 ， 可谓汗牛充栋 ， 但是其中真正富有理论洞见、蕴含现实关怀 ， 既能科学有效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 又能引领中国法治发展方向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 。 法学研究中从理论到理论、拿来主义 ， 甚至先‘想象并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 ， 常为人所诟病 。 ”
在司法一线的工作 ， 让学者们感到 ， 中国当前的法治实践中 ， 存在大量的富有实践价值、亟待理论补给的本土问题 ， 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 ， 可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
党的十八大之后 ， 建构“法律体系”的任务转变为建设“法治体系” ， 推进“依法治国”迈向全面建设“法治中国” ， 新的愿景催生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 。 司法责任制改革、内设机构改革等一系列系统性、重构性变革 ， 都召唤着学界与实务界更加通力合作 。
在付强看来 ， 学界与实务界的互动交流确实更密切了 。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标配” ， 重要案件委员们都会进行论证；联合申报课题屡见不鲜；近年来 ， 还推出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的机制 。 “挂职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 随着法学专业发展 ， 人才不断增多 ， 实务人员结构更替 ， 相信会有更完善的交流形式 。 ”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1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