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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集中营|沉冤33年的韩版“奥斯维辛”集中营，令文在寅愧疚的国家犯罪( 三 )


但是 ， 现在没有任何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资料证明朴仁根涉嫌杀人 ， 而在当年长达六个月的调查中 ， 朴仁根没有回答检察官的任何问题 ， 没能留下任何嫌疑人审问调查记录 ， 所以他至今都是“无罪”的 。
朴仁根也从未承认自己有罪 。 他在2004年接受韩媒采访时说 ， “为了管理兄弟福利院 ， 我和家人都住在里面 ， 与流浪者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 无论是流浪者的入住还是离开 ， 整个过程都有警方的批准和协助 ， 我却仍然受到污蔑和中伤 。 ”
【奥斯维辛集中营|沉冤33年的韩版“奥斯维辛”集中营，令文在寅愧疚的国家犯罪】国家犯罪
正如朴仁根所说 ， 他对福利院的经营离不开政府协助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 韩国处于军政府独裁时期 ， 兄弟福利院事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
1961年 ，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发动政变 ， 韩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政府统治 。 1972年 ， 朴正熙颁布了超越宪法的紧急措施 ， 总统可以凭自身判断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 ， 对威胁政权的民主化势力和思想犯进行管制 。 1975年 ， 为排查反动人士 ， 政府对首都650万市民全部入户调查 ， 并安排预备役士兵管理基层 。
正是在全社会加强管制的1975年 ， 朴正熙下达了“内务部第410号训令” ， 即清理街头流浪者的命令 。 警察开始大肆抓捕流浪者、做街头生意的人、残疾人、走失或没有监护人的儿童及反动人士 ， 包括手持反政府宣传单的大学生 。
“内务部第410号训令成为警察抓捕流浪者的重要依据 ， 他们为了业绩而大肆抓人 。 对福利院而言 ， 政府会根据收容人员的人数来提供补贴 ， 这也是兄弟福利院能持续运营的原因 。 ” 南灿硕说 。
在韩国举办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前夕 ， 时任总统全斗焕下达指示 ， 要求加大对街头流浪者的管制 ， 政府给福利院提供财政补贴 。 1986年 ， 即兄弟福利院事件曝光的前一年 ， 韩国36家流浪者机构共收留了1.6万人 ， 国家向福利机构共发放约80亿韩元的补贴 。
南灿硕团队认为内务部第410号训令不符合法治精神 ， 因为训令只是行政机构内部用来规范业务流程的一种规定 ， 对外没有任何约束力 ， 并且训令本身对流浪者的定义并不明确 ， 也违反了尽量减少公民权利侵害的原则 。 在兄弟福利院事件中 ， 虽然兄弟福利院和釜山市有责任 ， 但最大的责任方是国家 ， 可以认为是一种“国家犯罪” 。
掩盖真相
从兄弟福利院出来之后 ， 崔成宇一度对自己的性别产生怀疑 ， 无法融入社会 ， 且身体状况极为糟糕 ， 30多岁时牙齿全部掉光 ， 他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 ， 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 弟弟为了找他 ， 也被关进兄弟福利院 ， 因长期遭受精神困扰于2009年自杀 。
后来 ， 他遇到另一位受害者韩钟善 。 韩钟善9岁被关进兄弟福利院 ， 遭受性侵和殴打 ， 出来之后历尽艰辛找到当年同样被关进去的父亲和姐姐 ， 才发现两人已经精神失常 。
2012年 ， 以韩钟善为主人公的书籍《活着的孩子》出版之后引发关注 。 社会活动家汝俊敏牵头成立兄弟福利院对策委员会 ， 2019年 ， 愿意为兄弟福利院事件发声的受害者和家属达到300多人 。
奥斯维辛集中营|沉冤33年的韩版“奥斯维辛”集中营，令文在寅愧疚的国家犯罪
文章插图
受害者韩钟善儿时的照片 。 图片来源：书籍《活着的孩子》
汝俊敏参与了南灿硕团队的学术调查 ， 负责受害者采访 ， 但她发现这并不容易 。 “由于很多受害者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 本来同意接受问卷调查和采访 ， 但是在调查当日却突然拒绝回答问题 ， 或者干脆不接电话 。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 ， 最终接受问卷调查的人数只有149人 ， 比预想的250人少了很多 ， 深入采访对象也从40人缩小到2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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