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山寨机回忆录:中国智能手机黑历史中的相爱与相杀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拥有一系列“量身定做”的政策导向,让这里进化成中国创新的代表 。《中国青年报》曾评论:“当我们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精神刻度时,深圳是最无疑义的选项之一 。”四十年来,“深圳精神”成为了中国科技创新者的精神灯塔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已然成型,从经济特区到联动区域,“深圳价值”正在传递给更多的创新先锋与企业,发挥协同效应,实现合作共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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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o Holmes
PingWest品玩将从梳理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脉络入手,讲述这些年值得铭记的创新故事,联合代表性创新企业与人物,挖掘深圳创新的共性,以及代表新时代的深圳新锐力量 。
如果你是一名80/90后,那么对于“山寨机”这个名词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
有人说,山寨机时代是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一个黑历史,然而如果纵观整个中国手机产业发展史,其实山寨机是这条历史链条中的一部分,相爱相杀无法割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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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机

序幕
深圳华强北与山寨手机的故事还要从20世纪末深圳特区成立之初说起 。
早在1979~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筹备期间,电子产业便已经成为深圳来料加工贸易的主要产业,来自香港和内地的电子产业资源源源不断地向华强北附近靠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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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电子器材配套市场
到1995年,深圳国际电子城专业市场正式开业 。随后万商、大百汇、和赛格等相继开业,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 。彼时混迹于华强北的外国创业者更是坦言,“在硅谷需要两个月搞定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便能凑齐”,也正因如此,深圳华强北逐渐被誉为“中国硅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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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华强北
1998年,由于深圳的高速发展导致地价大涨,华强北大量电子工厂外迁,自此原本为工业区的华强北逐渐转型为以销售为主的电子商业街 。而得益于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深圳与华强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包括手机在内的全国电子产品批发地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电商和三大运营商的枯燥时代,也是一个完全属于华强北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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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形成销售体系,来自全国各地的零售商必须从华强北拿货”,一位曾经的山寨机从业者回忆道,“从早上9点到凌晨2点,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等手机出货 。一家手机店甚至需要雇佣几十个销售员,三班倒 。”
由于市场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彼时的华强北甚至可以控制产品售价 。该从业者表示,“由于一款手机一般只有几家店铺在售,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人去摸清其他家出货量,便能够预估整个华强北该手机的现货数量 。货源一紧张,便可以控制提高价格 。”
在山寨机还没有大批量出现之前,华强北便是中国电子产业的核心,集研发(较弱)、生产、和销售于一体,这为以后山寨机的出现提供了完善的手机供应链系统 。时至今日,以深圳为核心的手机供应链系统依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手机制造中心之一,目前中国前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米Ov的总部有三家位于深圳,而唯一总部不在深圳的小米代工厂富士康也在深圳设有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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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o深圳滨海新区总部
如同山寨机时代一样,初期的华强北便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依赖抄袭和简单组装以赚取快钱的商业模式成为了华强北的核心 。这种简单粗暴的商业模式异常行之有效,但也同时为山寨产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山寨机的命运注定惨烈 。
崛起
如果说华强北初期的野蛮生长为山寨手机提供了现成的完善供应链,那么联发科的出现则为这条链条配备了一台高速传送带,令供应链无需任何技术加持便能够高速运转 。
2001年,刚刚成立4年的联发科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从光驱芯片领域横跨至手机芯片领域(成立专门小组) 。两年后(2004年初左右),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集合通话与多媒体功能的集成式手机基带芯片,而当时手机芯片大多仍采用双芯片分别控制通话和多媒体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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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2005年左右,联发科正式推出“Turn key solution”模式,即“交钥匙”方案 。不同于高通等芯片厂商的“毛坯房”方案,联发科的“交钥匙”一上来便为手机厂商提供了“精装修”的打包方案:除了处理器和基带芯片,联发科还整合了WiFi、GPS、FM、和蓝牙等功能模块,甚至连应用也帮厂商做了,这直接导致当时手机制造门槛的大幅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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