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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们|维提里乌斯消失的人格，罗马史书中评价两极化的皇帝( 二 )

史学家们|维提里乌斯消失的人格，罗马史书中评价两极化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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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提里乌斯画像，来自UK BBCAulus Vitellius (AD15–AD69), Roman Emperor (AD69) | Art UK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的冲突塔西佗也描写了维提里乌斯对天文学家的迫害。只不过不同于苏埃托尼乌斯，在塔西佗的记载中，这些天文学家中被处死的只有一人，而其他大部分都只是被驱逐出意大利半岛。不同于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塔西佗的文字中很少出现直接抨击维提里乌斯人格的舆论，而更多是对维提里乌斯的行径提出批判与褒奖。也正是因为塔西佗这种更偏向事件的纪事方式，让他对维提里乌斯的记载更为丰富多彩。在他的记载中，维提里乌斯根绝了军队中转卖军械的行径，严查军队中的腐败。他也是第一个下令所有政府军队当职人员禁止无故早退的皇帝，而且对任何事情要全权负责。塔西佗非常欣赏这些命令，并且希望维提里乌斯之后的明君都将其采纳。塔西佗还记载了维提里乌斯在管理帝国的方面上，将很多高级职称开放给了没有显赫家世的自由民，并且第一次允许骑士阶级参与民事政治管理。而这些记载，从未在苏埃托尼乌斯的文献中出现过，作为一个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对这些政策闭口不谈，笔者猜测其多少抱有偏见。苏埃托尼乌斯与塔西佗的冲突不仅限于此。维提里乌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失去了北部多瑙河部队的支持。虽然他本人来自下日耳曼行省并且掌控着莱茵河的部队，但多瑙河的驻军仍然忠诚于先皇奥索。出于对维提里乌斯的不满，这些部队在韦帕芗宣布要称帝之后，即刻投靠韦帕芗阵营。多瑙河的军队对于罗马而言近在眼前。面对眼下的敌人，维提里乌斯尚来不及做出反应，罗马便即刻易主。而当维提里乌斯失去皇帝头衔之际，新皇帝韦帕芗却还在赶向罗马的途中。当讨论到韦帕芗进军罗马的时候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给出了不同的记载。苏埃托尼乌斯的语气与其余段落一致，形容维提里乌斯统治下的罗马城充斥着暴行和反抗，人民哀声载道，揭竿而起（2.71）。根据苏埃托尼乌斯，“多瑙河的军队入驻罗马时，一路畅通无阻，没有受到任何人民的阻挠” （17.1）。而在塔西佗的文中，维提里乌斯在战争之初，并没有人民反抗，其统治也并未受到质疑，除了小部分巴伐利亚人拒绝征军以外，维提里乌斯快速从罗马人当中集结了一只军队来对抗北部的多瑙河叛军。而战局在韦帕芗获得埃及和北非的支持之前都没有明确的转变（3.8）。北非是帝国的粮仓，而埃及更是帝国的金库，失去了这两个行省的支持后，维提里乌斯丧失战意，多瑙河叛军一鼓作气夺下罗马城。苏埃托尼乌斯一味否定维提里乌斯的立场笼罩了其整篇记载，而塔西佗相对之下虽贬多，但仍不乏认可之词，但这两份史料都不乏有受政治影响之嫌。有幸的是，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并非唯一的两位记载维提里乌斯的史官。普鲁塔克和卡西乌斯迪奥也曾在其史料中记载了维提里乌斯的统治。而这二人著作的时间，同样在弗拉维王朝的晚期至安敦尼王朝的中前期。 史学家们|维提里乌斯消失的人格，罗马史书中评价两极化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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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提里乌斯雕塑，为后世所雕，目前存放于法国卢浮宫。其臃肿的下巴和宽胖的脸庞反映出苏埃托尼乌斯对后世的影响。Pseudo-bust of Emperor Vitellius, Louvre普鲁塔克与卡西乌斯迪奥对维提里乌斯的肯定普鲁塔克与卡西乌斯迪奥二人对维提里乌斯的总体评价远好于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二人都曾提供一定量的对维提里乌斯的记载。其记载的事件与人物常常会与塔西佗所写重叠，但其观点和对维提里乌斯的描述则常常相反。普鲁塔克是在安敦尼王朝第一任皇帝Nerva皇帝上任时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在其职业生涯中，曾担任过帝国的外交大使，中年开始以一名学者的身份担任帝国史官。而卡西乌斯迪奥出生年代相仿，不过其活跃时间则一直延伸到塞维鲁王朝。二人的作品写于维提里乌斯死后多年，不像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一样正值当代。正因为如此，普鲁塔克与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更容易给人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毕竟他们所记载的皇帝距离他们已经相隔了足足一两个王朝。普鲁塔克对维提里乌斯的评价可以总结为褒多贬少，并且他对维提里乌斯的人品十分肯定。普鲁塔克也曾抨击过维提里乌斯放逐天文学家的行为，但就结果而言，普鲁塔克没有把维提里乌斯当作罗马帝国的毒瘤，甚至不算是一个不负责的皇帝。据普鲁塔克之言，“维提里乌斯在面对贫困之人时，会毫不犹豫的对其伸出援助之手。并且他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自尊心”（The Parallel Lives Vol.XI 22.1）。此外，据普鲁克塔记载，在维提里乌斯进军罗马之前，便在城内传出了“来吧，让我们选择他（维提里乌斯），我们来让世界知道我们懂得如何选择更好的皇帝” （22.1）。维提里乌斯早年曾在北非行省担任省长一职，普鲁塔克记载“他（维提里乌斯）非常勤政与亲民，人民之中对他的呼声很高” （20.1）。当提及维提里乌斯是如何就任皇帝时， “维提里乌斯成功说服了元老院将皇帝一职交予他”（9.1）。而只有被元老院认可的皇帝，才是最正统的罗马奥古斯都。在维提里乌斯进军罗马之前，便有议员和将军提议让他“代人民之名义，登基奥古斯都”（18.3）。按普鲁塔克所言，即便是在维提里乌斯上台之后，罗马城内也没有出现任何不满，甚至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维提里乌斯来做他们的皇帝。维提里乌斯当权的七月间，也未曾有过压榨人民的行径，其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与普鲁塔克的观点相仿，卡西乌斯迪奥也对维提里乌斯给出褒奖有加。在其笔下，维提里乌斯荣誉感很强。对于那些曾经效命于尼禄，伽尔巴，奥索三位先皇的议员，他并没有实施报复，他“从未剥夺过任何一个议员的财产”，“也没有所要任何欠钱士兵的债务”（Roman History Book LXIV 6-7）。两种立场的讨论普鲁塔克、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明显与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所冲突。塔西佗曾说维提里乌斯“暴饮暴食，奢侈成性”，苏埃托尼乌斯亦说他“罪孽深重，贪图享受，残暴不仁”。二人都同意维提里乌斯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皇帝。但是他们从未解释过维提里乌斯这些奢侈的行为是用何处的金钱来支付。在帝国的中前期，奥古斯都只不过是一个有着许多特权的议员罢了，皇权并不强势。这也就意味着皇帝虽然掌控着军队和执政大权，但是其家境往往与议员无异，甚至比皇帝有钱的议员比比皆是。维提里乌斯在担任皇帝之前，也不过是一个在边疆行省担任省长的议员。这也就意味着，帝国纵使有再多的财富，也不过是在皇帝和元老院之间来回流动，财富本身并不掌控在皇帝一人手里。而在茱莉亚克劳迪王朝刚刚结束时，罗马的财政还仍然被把持在元老院手上，每年的帝国支出和税收接皆为元老院议员所定，皇帝则是负责提出指导性意见并派人加以实行。虽然皇帝也可以向元老院施压调动资金，不过这样往往会恶化其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亡国之君尼禄，图密善，康茂德等皇帝便是擅自挥霍金库不得善终的典型。罗马财政预算是常年固定的。在农业进一步改革之前，罗马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农耕社会之上。每年最好的情况便是风调雨顺，上缴的税务与前年齐平便是理想。若是遇上天灾人祸，那么帝国的收入则会只减不增。对外扩张虽然常常也可以带来大量的战利品以充国库，但是经过了尼禄，伽尔巴，奥索的权力更替之后，罗马的财政岌岌可危，没有多余的金钱可以拿来挥霍。下至省长议员，上至皇帝，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征得大量资金，更何况虎视眈眈的军队占用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往年的皇帝，如果想要加大开销的话，往往只有三种渠道。第一，便是其家族在议员时期的财产富可敌国，自费开销，着部分家产以充所需。但能真正达到这种境界的议员除了共和国晚期的克拉苏以外少之又少。第二，推行含银量更低的新货币。罗马的经济建立在银币之上，如果银币的含银量下降，这样做的结果便是长久以往会通货膨胀，但可以在短期内大大增加帝国财库。第三种，听从告密者（Delator），以叛国罪没收议员家产充公。四位史学家都没有记载维提里乌斯有上述的行为。维提里乌斯的统治十分短暂，其在当政期间如果有这些作为的话，理应更加被人重视，然而四位史学家皆没有记载维提里乌斯有过任何干预财政的行径，这便使得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的描写十分蹊跷。根据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维提里乌斯当权期间挥霍了无数金钱，但这些金钱究竟从何而来却从未被提起。维提里乌斯没有没收议员财产，也没有诛杀异心的议员。维提里乌斯亦没有推行含银量低的货币，那么要解释这些钱财的来源，只能是他在当皇帝之前便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然而事实上，维提里乌斯在被伽尔巴任命成为下日耳曼尼亚省长时，就已经负债累累。维提里乌斯在离开前“承受了大量的债务，急切需要还债的他离开了罗马城 ”(Vitellius/Vespasian Library S6VIII no.2)。之后维提里乌斯便一直尽力挽回自己的财政赤字。公元69年这一年并无对外战事，所以即便还清了债务，也很难想象维提里乌斯能在这几个月间积累大量财富。在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口中，维提里乌斯的挥霍成度不亚于尼禄，相比之下可能比日后的康茂德更甚。如此大规模的挥霍，不可能不对罗马的经济造成影响，但二人却皆未对此有所提及。而每日大肆宴请的行为在卡西乌斯迪奥笔下，则变成了一件好事，因为“维提里乌斯常常邀请议员们去他家做客吃饭，并且深受议员们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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