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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骆以军：我是“外星人后代”( 三 )


骆以军总结出 ， 小说家是最有角色意识的一群人 ， 他们具有切换角色的自觉 。 他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 ， 小说是“基于对于观测人类存在形态的一种狂热” 。 所以 ， 骆以军无论是看那些口水节目 ， 还是读量子力学又或者看人喝酒吹牛 ， 他感兴趣的无非都是那令人惊叹的复杂世界中的人 。
小说没死 ， 帝国仍在
高中时骆以军的角色是“小流氓”“坏人” ， 没人认为他会成为小说家 ， 读大学后 ， “坏人”变成了醉心于文学的世界的“怪人” 。 20世纪90年代硕士毕业后 ， 骆以军居然成为了少数那种没怎么上过班 ， 就直接当上职业作家的人 。
“坏人”一旦下定决心 ， 就有着好学生一般的用功 ， 他用手抄的办法将经典作品和词句硬生生刻入自己的大脑之中——他说抄书是为了克服自己的阅读障碍 。 他也一直坚持手写稿件 。 时至今日 ， 他还能脱口引用经典作品中的内容 。 他把20岁下定决心进入这一行 ， 苦练10年才进入的那种精神 ， 形容为“殉道” 。
如今在台湾 ， 职业作家的生存比较艰难 ， 出版市场几乎养不起一个纯文学作家 。 在骆以军身边的同辈或年轻一辈作家朋友中间 ， 有人出过一两本书就销声匿迹；有人花许多年升到正教授之后才有时间写作；很多人没成家 ， 或者结婚了迫于压力不要孩子 。 而他的上一辈作家对自己的职业似乎更有确定性 ， 也更没有生存的压力 。 他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说法表示 ， 说到底 ， 如今作家已不再是整个社会精神性的代言人——诸如动画片导演或者Lady GaGa之类的人物才是 。
骆以军在大学兼职时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 ， 要花大力气去哄 ， 他们才愿意去看看书 。 但他对这种状况十分理解 ， 在他看来 ， 小说是帝国的产物 ， 而整个华文世界 ， 无论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 ， 甚至不说中文的印度 ， 早就在几百年前就被西方掠夺了 。 “人们必须要努力超时工作 ， 已经没有足够的文明（基础） ， 去扩张他们心里的空间 。 ”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曾定义过“华语文学”的含义 ， 即以中国文学为坐标 ，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甚至不同文化的场域里面 ， 以华语作为沟通的方式 ， 以华语作为创作的媒介的文学 。 而在著作《当代小说二十家》中 ， 王德威既论述了王安忆、莫言、叶兆言等大陆作家 ， 朱天文、骆以军等台湾作家 ， 也论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黄锦树、李永平等人 。
骆以军就在这个华语文学的大框架之下展开写作 ， 早年苦练内功 ， 如今却面临文学乏人问津的窘境 。 但这些“小说传人”依旧想要透过文字建造属于华人的文字帝国 。 “希望能够进入到卡夫卡的场景中 ， 进入到塞万提斯的故事中 ， 也希望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平起平坐 。 ”骆以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曾经 ， 台湾大学附近的那些精美、文艺气息浓厚的小咖啡馆是骆以军每天的工作室 ， 如今 ， 他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在咖啡馆久坐 ， 只能在每天的固定时间 ， 在旅馆开个钟点房写作 。 但他和他为数不多的同侪 ， 仍然日复一日 ， 在被网络和技术打碎的世界里一点一点拼凑着小说的意义 。 正如同《匡超人》封底上写的那段话：“我希望自己能赎偿回年轻人对文学的希望 ， 我希望人们在这相濡以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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