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上春树到萨莉·鲁尼：平乏生活会损害我们的写作吗？( 七 ) 对于很多人来说

萨莉·鲁尼。

董牧孜：萨莉·鲁尼这个作者，非常像我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这一代文艺青年接受过相似的西方文化批判理论训练。就鲁尼而言，当这些理论资源结合了她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小说时，我们会发现小说呈现出某种与现实议题和理论资源的话语同构。

鲁尼并非没有处理更“现实主义”的问题，比如她的小说总是涉及阶级身份对于男孩女孩造成的爱情创伤，这是她生活中的一种现实主义。很有意思，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考虑怎样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爱情故事” ，她觉得“理论层级的思考和小说具体情节的设计并不对等，很难把宏大的理论揉入人们每天的生活中” ，她希望能在细节中体现对于社会主义这类大问题的思考。她还表达过某种知识分子式的歉疚，她觉得在当下这样的动荡时期，自己却还在“书写娱乐化的、装饰性的美学作品” ，这让她感到不快乐。

鲁尼的思维方式实在太典型了，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青春文学”作家，某种意义上，她也是今天典型的西方文艺青年形象。他们在文化生活品位上具有中产属性，尽管在经济地位上不一定是中产阶级。当年轻一代单薄的生活与理论化的思考短兵相接，他们试图透过自己的思考回应社会的真实问题，同时也遭遇理论本身的无能与表达理解上的偏离——尽管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或许他们能拿出来的东西只有这些。

刚刚你讲到，中国作者在阅读鲁尼时有一种情感的错位。这的确是因为鲁尼的小说体现出的议程设置，是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

（白人）

知识分子的，所针对的也是欧美当下的社会语境。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今天那些横扫欧美文化界公共话语空间的议题，不是国内读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西方投入大量的力比多撕扯有关黑人、跨性别、女性的身份政治，但这些话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缺乏“真实感”的体验。

张悦然：你刚才说的很好，我们的社会语境与形态，的确与鲁尼的世界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她的作品，或者说只能理解里面文学的那部分，而不是根植于社会的那部分。

或许像《我的天才女友》这种题材的小说会拥有更多中国读者。《我的天才女友》与村上春树的小说有一些相似，这是一个跨文化的故事形态，它的背景不需要被翻译就能理解。即便离开了那不勒斯，这个故事原型依然成立。

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鲁尼有把理论转译成小说的倾向。不过小说写作没有一定的制规，她当然可以用小说去承载那份探讨社会议题的热情，关键还是看她的视角和观点是否有趣。我并不反感小说里那些过于严肃的人物对话，我认为它们可以视作鲁尼世界里的一种日常。当我说《正常人》比《聊天记录》写得更好时，并不是在比较它们对社会议题的探讨孰优孰劣，那主要是基于文学层面呈现和完成的一种判断。《正常人》的小说结构很有趣，也更有难度，从中能看到作者的创造力。

董牧孜：鲁尼的确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作家，她在小说中很诚实地处理女性的身体、情感和欲望，包括她的理论化思考都与自己的女性经验真正结合在一起，她处理的是作为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欲望与情感，她的主体性非常“当代” 。这也是我很期待鲁尼后续作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