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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牺牲我一人来救一百人——我可以选择不愿意吗？

如果我愿意，我就成了世人讴歌的英雄；如果我不愿意，我就成了千夫所指，成了败类，就会被淹没在唾骂的口水中，生不如死。也就是说，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做英雄这一个选择，我们没有不做英雄的选择。
在牺牲我一人来救一百人的情形下，我们几乎没有选择不愿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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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12大地震，范美忠老师就面临着是做谭千秋式的英雄救全班学生，还是个人迅速逃跑保自己的命这样的重大选择。范美忠老师选择了后者，而后者是不为社会所容的。于是他得了一个绰号“范跑跑”。但是，范美忠老师非常有个性，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敢于向大众阐述自己的想法。当年有人采访范老师，范老师说，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只想到自己的女儿，连老妈都没有想到。他说，他也崇拜英雄，但他认为，人有选择做普通人的权利。他之所以第一时间开跑，就是他只愿做普通人。作为普通人，除了女儿，任何人也不能让他牺牲自己的生命。采访人员进一步问，那母亲呢？范老师直截了当地回答，只有为女儿，他才肯牺牲生命，母亲也不行。
采访播出后，范美忠成了万人唾骂的千夫所指。在凤凰卫视拍摄的节目现场，郭松民先生冲动地跳起来，要打范美忠。网民为郭先生起名“郭跳跳”。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郭跳跳打范跑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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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也因此丢了工作，全国几乎没有学校肯聘请才华横溢的范美忠老师任教。
范美忠事件表明，我们的社会环境的确只允许人做英雄，不允许人选择做普通人。我也崇拜英雄，讴歌英雄，凡是正常人都会如此。但是，我仍然认为，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应该给大众更多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做英雄，也可以选择做普通人。对选择做普通人的宽容体现了社会的多元化、社会对个人的尊重。
选择权的拥有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我可以选择崇高，也可以选择平庸，甚至可以大大方方地选择不损人的利己。这是社会的多元与宽容，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缺失的。由此我想起了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
有一种观点认为，张自忠将军的过早阵亡是被我们不宽容的文化所逼——是这种文化给张将军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每战抱着必死的信念以救赎自己作为军人的耻辱。张将军曾经为延缓中日战争的爆发，而跟日本人进行过策略性的谈判。张将军因此背上汉奸的骂名，甚至连妻子都不愿意为他打开家门——张将军之妻对谈判归来的张自忠说：“这个家不允许汉奸踏进一步！”张自忠回到军队后坦言：国家到了这种地步，都是我们军人的罪过，我现在回来就是来求死的，我们军人早就该死了。从此以后，张将军每战必到最前线。军事顾问和其他将领劝说张将军，作为高级指挥官不必亲临最前线。但是“汉奸”的骂名以及张将军的家国情怀让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拒绝他们的劝说，最终在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陷入日军重兵包围，宜城南瓜店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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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里，两国开战，只有战斗才是英雄，谈判是为人所不齿的。尤其是反侵略战争中，谈判几乎等同于汉奸行为了。但是，从事理上说，谈判也是反侵略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选择是应该被认可的。张自忠的对日谈判若真能成功，推迟中日战争的爆发，为我们的反侵略战争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张自忠的谈判不是也有功于社稷吗？这种策略性谈判难道不应该被认可吗？但是，我们的文化让谈判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我们的文化是不允许谈判的，甚至是策略性的谈判。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八年抗战期间跟日本的所有策略性谈判都得严格保密，否则一旦大众得知，国民政府就会被全国人民唾骂，失去民众的支持。
因此，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化更宽容一些，不把策略性谈判当作汉奸行为，不让张自忠将军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张将军就不会过早阵亡，那么他将为抗日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无论是范美忠事件，还是张自忠将军的过早阵亡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缺乏选择权，缺乏对选择权的尊重。我们既可以选择当英雄，也可以选择当普通人，这才是合理的生活。反抗侵略不仅仅只有战斗这一种选择，策略性谈判也是反侵略。一个社会对选择的尊重与宽容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因此，不要用为了一百人的生命你不必须牺牲自己生命的不容置疑来进行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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