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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团伙白天开饭店晚上挖洞盗文物，盗窃三座古塔地宫获数十件珍贵文物( 二 )


采访人员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阅该案判决书发现,23名被告人年龄跨越60后70后80后,其中,3名60后主要从事组织、指挥盗掘活动,或者倒卖文物;70后主要从事倒卖文物行为,少数参与盗掘活动;80后有11人,全部直接从事盗掘活动 。
23名被告人文化程度大部分为小学、初中甚至文盲,其中13人有犯罪前科,罪名包括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绑架罪,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他们第一次被判刑的时间集中在2000年前后 。
这一点也得到了检察官的证实 。 据彭涛介绍,多名犯罪嫌疑人与卫永刚曾经是狱友,而卫永刚在选择同伙时,重点也是其在服刑期间结识的狱友,或者是同村的亲戚 。 “考虑到涉及是否属于累犯以及量刑等因素,我们还督促公安机关积极调取相关判决材料 。 ”彭涛表示 。
核查主犯的检举线索认定其重大立功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坚持客观公正立场,认真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 。 如卫永刚的辩护人提出,卫永刚归案后有坦白情节,并检举揭发李某等人盗掘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太平兴国寺塔(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犯罪线索 。 检察机关立即对此进行查证,督促公安机关调查核实 。
“了解到彬县公安局将该举报线索移送运城市警方后,我们与公安局办案人员一同赶赴运城市了解案件进展,及时了解侦查情况,了解到卫永刚的检举线索对案件破获起到重要作用 。 ”彭涛告诉采访人员,法院最终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认定卫永刚有重大立功表现,对其从轻处罚 。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卫永刚等被告人都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在其自愿认罪的基础上,咸阳市检察院认真区分所有被告人参与犯罪的程度、所起作用、犯罪前科、认罪态度等,听取并认真考虑了辩护人的意见 。 采访人员采访了解到,该案所有被告人均认可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并在辩护人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
采访人员采访中还了解到,被告人杨鲲辉由于被逮捕后罹患脑梗,行动不便,不能到咸阳市参加庭审活动 。 今年1月,咸阳市人民检察院与咸阳市中级法院沟通协商后,驱车前往山西省闻喜县杨鲲辉的家里开庭审理 。
案件办结不是检察履职的终点 。 卫永刚等人盗掘的6座古塔全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3座早在1988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注重延伸检察职能,运用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堵塞文物管理的漏洞,促进社会综合治理 。
“我们指导彬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文物保护部门召开了座谈会,就文物保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 ”彭涛告诉采访人员,文物保护部门表示将通力合作,探索建立保护文物的长效机制,共同留住历史的痕迹 。
采访人员手记采访人员在采访中发现,卫永刚等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本身不是案情特别重大或复杂疑难的案件,但该案存在的问题令人深思 。
其一,该案23名被告人中13人有犯罪前科,其中8人第一次被判刑时不超过25岁,所犯罪行不是抢劫就是绑架 。 这些人中,有7人是在监狱服刑期间结识的卫永刚 。 刑满释放或减刑释放后的短短三五年内,他们就在昔日狱友的相互招引下再次犯罪 。 主犯卫永刚第一次被判刑就是因为盗窃古塔,出狱后半年再次踩点盗窃古塔 。 从这个结果看,牢狱之灾并没能让这些人真正洗心革面 。 而从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并让他们在回归社会后能够自食其力的角度看,无论是刑罚执行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都任重道远 。
其二,该案中被盗的6座古塔和1座古墓葬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有的甚至是当地标志性文物古迹 。 重点保护的文物仍被盗掘,一方面原因是犯罪分子手法老道、作案方式隐秘,另一方面也与部分基层文物保护力量薄弱有关 。 在山西、陕西这些文物大省,文物点多面广、遍布乡野,很多都是靠用少量报酬雇用当地百姓看护,技防手段也往往不足 。 要知道,文物被损毁是不可逆的,亡羊补牢很可能于事无补,更多的是需要未雨绸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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