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政府需协调5G发展生态

自2019年中国正式解锁了5G商用， 5G成为“网红” 。进入2020年， 5G建设潮不断涌来，各大城市纷纷部署落地5G基站。据广州市工信局统计，截至7月8日，广州已建成2.5万个5G基站。到2022年，广州将累计建成5G基站8万座。
近日正式印发的《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更是明确提出，广州要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国首批5G商用试点城市和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在这场5G竞赛中，中国如何稳固占据“领跑者”位置？在众多城市之中，广州又何以突出重围？近日，南都采访人员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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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资料图，南都采访人员梁炜培摄

我国在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存在差距

南都：您怎么看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
邬贺铨：实际上从3G开始，中国就已经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上有了突破。 4G的时候，中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移动通信产业，基本上达到和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水平。进入5G时代，中国无论是在标准方面，还是专利方面，又或是产业方面都走在了全球的前面。
南都：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5G技术、5G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邬贺铨：从整个系统技术而言，我国的5G技术确实走在世界前面，尤其在芯片设计技术上面一点都不落后，甚至是领先的。但也应该看到， 5G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体系，我国在基础的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还是差得比较远。而且，在移动通信手机的操作系统方面，国产的操作系统还没有什么市场地位，所以在一些核心的、基础的技术上我们还是存在差距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政府需协调5G发展生态】南都：您提到的芯片技术正是一直被热议的“卡脖子”问题，差距在哪儿？
邬贺铨：中国的公司制作出的芯片是14纳米水平的，但国外已经是5纳米的水平，而5G的终端将来还是需要运用5纳米技术。从目前全球来讲，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5纳米芯片的光刻机。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工业技术、精密加工和精细化工技术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虽然中国也能做这些化工材料，但在很多化工材料的纯度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我们目前只能做到99.99%的纯度，但芯片加工可能要求99.9999%的纯度。

建5G基站要按需求、按步骤

南都：有观点认为， 5G基站等新基建不应一哄而上，而应按需建设，您怎么看？
邬贺铨：现在5G基站的建设绝对不存在一哄而上，首先建5G基站是运营商自己出钱，没有动用国家的钱，其次，目前也没有大规模建设5G基站，今年仅仅是做到地级及其以上城市主城区的覆盖。中国到今年6月底有560万个4G基站，但是到今年底我们预计才能建成65万个5G基站，而未来需要的5G基站数是4G基站的几倍。
南都：那么我们是否应当鼓励各地加快建设5G基站？
邬贺铨：我认为这不是鼓励的问题。建5G基站要按需求、按步骤，对于5G技术需求不那么大，或没有需求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建5G基站。而且，这也是个逐步的过程。现在看起来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建得比较多，比较积极，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运用5G的需求。
南都：您说的需求是指产业方面的需求吗？
邬贺铨：现在5G技术才刚开始，主要还是面向老百姓的应用需求，但最终可能80%的5G收入要靠产业应用获得。对于很多人来说， 5G仅仅意味着网速比较快，那还不是刚需。用5G一秒钟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用一分钟也不是不行，何况现在不少用户4G流量还用不完。用户选择5G的理由更在于带来新的价值，也就是没有5G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