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内循环( 二 )
因此 ， 事后来看 ， 当时利用外循环来解决国内过剩的问题是成功的 。 过剩的工业产能被国际市场来消化 ， 由此也导致了持续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积累 ， 再用好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外汇积累 ， 引进国外技术 ， 然后消化、模仿、创新、替代、再出口 。 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一环 。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 。 一些研究认为 ，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 ， 全球进口占GDP的比例 ， 可以用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 。 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 ， 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 ， 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间 ， 我们实际上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
最近几年逆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 政治层面看 ，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 ， 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 。 经济层面看 ， 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 。 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同时 ， 也向它的传统盟友——欧盟和加拿大挑起了贸易争端 。 短期来看 ， 逆全球化趋势很难逆转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 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出口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 ， 海外市场将是收缩的；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 ， 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 ， 没那么容易了 。2如何推动内循环对比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我们认为推动内循环 ， 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 。（一）扩大内需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 对扩大内需的定调发生了一些变化 ， 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 这个不是首次提出 ， 最早是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 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 但近年中央层面的会议 ， 对扩大内需的定位是战略 ， 比如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 。 时隔多年重提“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 表明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 。扩大内需 ， 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 。 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 ， 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 ， 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1、促销费先来看消费 。 促消费 ， 关键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 ， 我们认为具体的长效举措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 ， 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 ，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 劳动力价格被低估 ， 而房价一直涨 ， 扩大贫富差距 ， 压制了边际消费倾向 。 因此要激活内需 ， 需要先把低收入的城市底层和农民工的收入给拉动起来 。2019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4.38% ， 按总人口14亿来算 ， 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8亿人 。 如果这7.8亿人的月收入都能提高1000元 ， 农村户籍人口每年的总收入就能提高9.3万亿元 ， 这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第二 ， 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政策改革 。 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大支出 ， 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几个关键因素 ， 加快这几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 ， 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它们的比例 ， 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 再比如通过税制改革 ， 让一些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阶段后移到消费阶段 ， 这会提高地方政府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第三 ， 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 。 高房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 对消费的拖累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 ， 2020年7月百城样本住宅平均价格为1.55万元 ， 按每套面积90平米计算 ， 一套就是139万元 。 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万元 ， 如果房价上涨3%的话 ， 从平均意义上讲 ， 买一套房多花的钱 ， 就和一年的收入持平了 ， 相当于一年白干了 ， 这会压制购房刚需人口的消费需求 。 长远来看 ， 也扩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 。近两年 ， 尽管出现了局部性的地产调控放松 ， 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没有变 。 在推动内循环的战略下 ， 后续在中央层面放开地产调控的概率也很小 。2、扩投资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 。 内循环中投资的重点是促进更具生产性的制造业投资 ， 而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房地产和基建 ， 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制造业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 ， 它是由民企所主导的 。 作为最具市场化特征的主体 ， 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 ， 是决定制造业投资最核心的因素 。 要达到这一点 ， 一是需要改善营商环境 ， 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二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 让企业切实看到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三是在推动出口转内销的同时 ， 也要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房地产和基建 ， 是以往短期稳增长中最常用的投资工具 。 推动内循环时 ， 这两种投资要想焕发新活力 ， 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21世纪初期 ， 为缩小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 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 。 这些旧式的区域发展战略 ， 本质上仍然是在利用行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 ， 践行区域均衡主义 。从区域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看 ， 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 ， 中西部省份的GDP占比提高并不显著 ， 各区域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 。 与此同时 ， 旧式区域发展战略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 ， 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 ， 2013年开始 ， 中国逐渐摈弃传统的“均衡”思维 ， 积极调整区域战略方向 ， 旨在率先撬动以城市群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 ， 重塑中国经济大格局 ， 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此同时 ， 人口流动也出现了新趋势 。 2010年后 ， 中国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愈发明显 ， 表现为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城市聚集 ， 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聚集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城镇化战略发生了调整 ，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出现 。 近年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不断调整 ， 资源分配也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一致 ， 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 。 在5月18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 ， 还提出“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 ，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引导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意图明显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 ， 会发现“集聚性”和“非均衡”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 人均GDP更高的国家 ， 人口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 。 比如2018年 ， 美国、日本、韩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 ， 分别为46%、65%、50% ， 都位居世界前列 。也有特殊情况 ， 比如下图红色虚线方框内的众多欧洲国家 ， 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 。 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 ， 但大城市群人口占比并不高 。 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地理条件差异较小 ， 并且在历经了百余年发展后 ， 各地区都已经经历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 这使得集聚效应不再那么突出 。但尽管如此 ， 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城市集聚区 ， 如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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