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最美好的18年与金融审判共度|王鑫:最美好的18年与金融审判共度( 二 )


王鑫:最美好的18年与金融审判共度|王鑫:最美好的18年与金融审判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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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上海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成立
其次是老百姓对金融司法的需求越来越高,不同理念的互相碰撞越来越多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融庭尚未成立时的一起案件 。2002年,我还在民庭担任副庭长时,审理了一起上海市民状告花旗银行纠纷案,自此与金融审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起案件在当时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和当时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 。具体来说,这家外资银行当时有一项规定,要对日均存款低于5000美元的客户收取一笔服务费 。有一位市民乘坐出租车到达该银行所属的浦西支行进行存款,因不愿支付服务费未能存款成功,于是又乘出租车返回,来回共花费车费34元 。这位市民认为,外资银行的规定实质上剥夺了储户对金融服务的选择权和获得利息的权利,同时也是对小额储户的一种歧视,于是就提起诉讼,要求银行赔礼道歉并赔偿其出租车费34元 。比较巧合的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就是美国银行法研究,这些年也一直在审理金融案件,积累了一些经验 。当时接到这个案子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这家外资银行设定的交易规则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不过,经过多次讨论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所以我们邀请了很多法学专家、实务界专家进行咨询、研讨,还组成了一个实力比较强的合议庭进行审理 。最后,经过审理查明,这家银行的收费规则已经通过媒体告知公众,并且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批准,此前国内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不得收取服务费,因此银行既不存在强制缔约的情况,其规定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起案件后来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因为它确立了尊重市场交易规则以及当事人合同约定的裁判准则,给金融市场主体提供了市场预期和经营信心 。第二年,陆家嘴的外资银行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
还有个案件也值得一说 。2012年,我们金融庭受理了一起货币掉期纠纷案 。所谓“掉期”,实际上是一种新类型的金融衍生品 。这起案件中,上海一家软件公司因与日本企业有贸易来往,需要将日元兑换成美元 。为规避货币贬值的风险,该软件公司就与一家外资银行约定,每月从银行将固定数量的日元兑换为美元 。但因软件公司后续经营遇到困难,没有可供兑换的日元来继续与银行约定的调取业务,无法履行合同,被银行诉至法院 。此前,国内这类业务比较少,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审理起来很有难度 。我们多次召开了研讨会进行专门研判 。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家软件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没有偿还能力 。如果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强制执行,不仅公司会破产,银行债权也得不到实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加强调解工作,最终案件得以调解结案 。该案之后也入选了当时的“全国能动司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增设“金融衍生品纠纷”这个案由,以此推动各类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 。
结合上述案件,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第一个螃蟹并不那么好吃 。特别是对于金融庭的法官来说,许多金融创新都无法律明文规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完善审判理念,维持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终在保护各类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之间做到平衡 。
王鑫:最美好的18年与金融审判共度|王鑫:最美好的18年与金融审判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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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庭审现场
采访人员:到今天金融庭已经走过12个年头,回顾过往,在您看来,我们的金融审判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又折射出浦东,乃至上海金融环境的哪些变迁?反过来对我们金融审判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鑫:可以说,我们金融审判庭早在诞生之初就与浦东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核心功能区的建设相伴随行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上海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浦东金融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核心地位不断加强,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金融纠纷也愈加呈现出专业性、国际性和新颖性的特点 。从我们审理的案件类型来看,10多年间,金融借款纠纷最多,信用卡纠纷次之,其余分别为融资租赁纠纷、保险纠纷、保理纠纷、资产管理纠纷等 。在案件标的额方面,诉讼标的总额及超千万大标的额案件数量自2010年起逐年递增,2014年标的总额高达近300亿元,超千万案件数达770多件 。针对金融机构主体,涉诉金融机构526家,包含涉外资金融机构63家,自贸试验区辖区内金融机构260家 。其中共有63家银行、86家保险公司、105家融资租赁公司、27家保理公司、77家网贷平台、67家担保公司、41家典当公司、35家证券公司、16家小额贷款公司、9家汽车金融公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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