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为什么今天还要读黑格尔？( 二 )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 ， 德国哲学家、作家 ，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 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 ， 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 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 ， 是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 。 他调和了勒内·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 ， 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 ， 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与现代社群主义者们类似的是 ， 黑格尔批评潜藏于自由政体之下的对于权利的个人主义的、非历史的理解 ， 但又与许多他所处时代的和我们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 ， 他也怀疑任何一种回到过去的企图 ， 后者意欲的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的面对面关系之上的某种形态的民主的、参与性的礼俗社会 。 换言之 ， 黑格尔的目标在于将古代对于尊严以及政治生活的建筑术品格（architectonic character）的强调与现代的对于自由、权利以及相互承认的关切结合起来 。 为了这个目的 ， 黑格尔发展出一种哲学理论 ， 试图去证明自由立宪国家是历史愿景的正当目标 ， 而他所处时代的北欧的那些最为发达的社会则可以作为这种国家形态的例证 。 与随意地拒斥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 ， 黑格尔接受了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基督教”世界的制度 ， 尤其是法治以及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 ， 而这两者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以及社会连带意识的基础 。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似乎是以康德所准备好的方法重塑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 。就我所知 ， 黑格尔只有一次直接地提到了自由主义 ， 在接近《历史哲学》结尾的地方 ， 他提到了由法国大革命所发动起来的个体主义以及唯意志论的政治哲学传统 ， 在此处 ， 他评论道：“自由主义揭示了原子式的原则……主张以个人的意志为归依 ， 认为一切政府都应该从个人明白的权力出发 ， 并且应该取得各个人明白的承认 。 ”黑格尔对于这种政府观的批评既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是实质性的 。在方法论层面上 ， 正如我们所知的 ， 他反对任何对于个体的“原子式”的理解 ， 这种理解将个人当作了剥离一切文化历史形式的身份认同的实体 。 无论现代人如何谈及自身 ，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置于”（situated）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凭自己的意志就加以接受或者拒斥的不同的文化与实践之中 。 从实质的方面而言 ， 黑格尔认为自由主义要为将国家下降为市民社会负责 ， 也就是说 ， 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过度抽象且受限的国家理解 ， 这种国家只不过是洛克和休谟那里的夜警式的权威 。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 ， 这只是“基于需要的国家”（Not staat） ， 以及“知性设想出来的国家”（Verstande staat） ， 在黑格尔的批判中 ， 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东西 。正如我所认为的 ， 黑格尔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源于这样一种浪漫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信念 ， 即尽管经由哥白尼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康德的革命 ， 启蒙时代的人在人的自由方面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长 ， 然而却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启蒙留下了一系列的两分 ， 公与私、理性与激情、自我中的本体部分与现象部分等等 ， 然而如果我们的道德和智识生活想要真正得到满足 ， 就必须解决这些两分 。
尼古拉·哥白尼（波兰语：Mikoaj Kopernik ， 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 ， 享年70岁） ，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 。 在哥白尼40岁时 ， 他提出了日心说 ， 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 。如果自由的条件需要被实现 ， 那么这种我称之为“分化的自我”（divided self）的经验就是黑格尔以及其同时代的人需要加以克服的主要障碍 。 具体言之 ， 尽管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们从不与人的本质性的自由和尊严相符这一点出发 ， 成功地攻击了旧制度中的种种滥权的实践 ， 他们却没有有效地思考人之自由的道德和心理学基础 。 其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做法 ， 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规则追溯到了自然之上 ， 但另一方面 ， 自然已经根据自然科学的方式被理解为由机械法则所统治的一台巨大的机器 ， 自由主义由此认为人纯粹是由动物性的内驱力和欲望所推动的 。那么 ， 启蒙的自由主义未能解决的是 ， 如何在机械的物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保卫自由 。 休谟的理性是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的名言只不过是这种悖论的最为知名的表达 。 尽管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将现代人从社会习俗与传统的僭政中解放出来 ， 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却使得现代人被激情所奴役 。 因此 ， 无论其宣称些什么 ， 自由主义都难以安置好主奴关系这一古代问题 。 和我们这一辈的任何一位学者一样 ， 乔治·凯利试图就理解黑格尔上 ， 恢复对于这一问题的意义的把握 。 在其卓越的《关于黑格尔“主奴关系”的笔记》中 ， 他写道：不仅对于黑格尔 ， 同样对于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以及作为整体的其所处的时代而言 ， 主奴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 。 这一悖论是这样的 ， 允许奴隶制的古代却极为认真地研究了人奴役其自身的困境 。 对比而言 ， 启蒙以一种进步的视角攻击社会奴役的滥权与不道德 ， 却只是触及了这个问题精神维度的表层……实质上的以及形式上的 ， 卢梭为其一方面 ， 德国观念论为其另一方面的对于古代的复兴——甚至当现代人似乎已经在古今之争之中获胜的时候——是在部分意义上对于这一复杂性的回应 。 启蒙提供了一种进步意识 ， 但却未能恢复对于和谐的信念 。由此 ， 黑格尔与其同时代的人为自身所设定的任务则在于 ， 将有关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自由主义或者启蒙主义的信念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于政治的理解结合起来 ， 在后者那里 ， 政治是对于某种公共善的观念的集体性追求 。 这样一种任务看上去类似于化圆为方那样不可行 。 正如我们在后文中那些更具分析性与历史性的详细分析中可以看到的 ， 黑格尔对于这个显然的难题的回答在于 ， 他纯化且复活了有关伦理（Sittlichkeit） ， 或者伦理生活的学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