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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员工在家办公被勒颈致死，算工伤吗？

来源：新京报评论确定当事人遇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 ， 是当地有关部门处理这起工伤申请的难点 。女员工在家办公被勒颈致死，算工伤吗？
▲资料图 。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 | 王琳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时遇害 ， 算是工伤吗？日前的一则热门新闻 ， 引发公众对此问题的讨论 。据媒体报道 ， 6月18日 ， 黑龙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员工柴媛在家办公时 ， 被一男子入室用数据线勒颈致身亡 。 被害人家属认为柴媛应被认定工伤 ， 其单位也同意协助申报 。 大庆人社局先是表示柴媛不属于工伤 ， 后称已受理申请 ， 但目前还没有结论 。确定遇害与履行工作职责的因果关联是重点归结起来 ， 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家办公时 ， 家算不算工作场所？二是因刑事案件遇害 ， 能否认定为工伤？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 。受害人所在单位要求员工在家上班 ， 受害人接受单位安排在家办公 ， 也有相关证据证明当天她的确在家办公 。在此情形下 ， 将“家”视为工作场所并无异议 。有人认为“家”可视为工作场所的延展 ， 在我看来 ， 作为办公时所处位置的“家” ， 就是工作场所 ， 而非工作场所的“延展” 。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确定的话 ， 谁还愿意在家办公或回家加班呢？第二个问题才是真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应认定为工伤的七种情形 ， 第一种情形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这里清晰地给出了认定工伤的三个基本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 。该条第三款也规定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柴媛在家遇害 ， 并非“事故” ， 而是“意外伤害” 。 就此而言 ，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这两个要素 ， 柴媛已具备 。但其遇害的“因” ， 从目前的报道看 ， 还不能确认是她“履行工作职责” 。以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受害人邓世平为例 ， 邓世平老师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过程中 ， 得罪了学校工程承包人而惨遭杀害 。 现在邓世平已被当地人社局认定为工伤 ， 这合法合规 。柴媛被害和邓世平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 后者是因其职务行为而起 ， 前者与她的工作还未建立因果关联——至少就现有信息而言是这样的 。换言之 ， 眼下得确认 ， 当事人柴媛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职责”而遇害 。也因此 ， 进一步确定柴媛遇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 ， 就成为当地有关部门处理这起申请工伤事件的难点 。由于当事人都已死亡 ， 这其中的难度显然不小 ， 也成为考量当地有关部门行政智慧的难题——既不泛化也不收紧理解 ， 理应成为有关部门即时校准的原则 。此外 ， 刑事案件中 ， 加害人是直接责任人 ， 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 ， 还要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虽然有明确的责任人 ， 但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和工伤保险之间 ， 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 这些本可并行不悖 。 邓世平老师被认定工伤 ， 就是很好的例证 。进一步而言 ， 即便嫌疑人没有坠楼身亡 ， 柴媛家属申报工伤与其索要民事赔偿也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 ， 嫌疑人在逃亡期间已坠楼身亡 ， 这也意味着 ， 让加害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基本已不可能 。工伤保险不是万能险法不外乎情理 。 工伤保险本就是情法交融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 ， 工伤保险为职工撑起了一把“法律伞” ， 使职工在遇到工伤时能够迅速且方便地获得理赔 ， 而无须再卷入耗时且费力的仲裁或诉讼中 。工伤保险也为企业奉上了一颗“定心丸” ， 只要履行了工伤保险义务 ， 即便遇上突如其来的工伤赔偿 ， 也不会因此打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另一方面 ， 工伤保险又有其相对固定的保障范围 ， 它毕竟不是一个万能险 ，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在工伤保险之外 ， 还有意外险、平安险、人身险等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保险 ， 可供分散意外的风险 。我认为 ， 在工伤保险补偿之外 ， 也应有其他社会保障和政府保障举措 ， 可化解柴家痛失亲人的困顿 。女员工在家办公被勒颈致死，算工伤吗？
在网上 ， 很多人认为工伤认定不应太“保守” ， 并将此事跟之前的很多争议性案件——如“廊坊法官在家写判决急病身亡 ， 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遭法院驳回”、“长沙一女子值班期间遭性侵 ， 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遭法院驳回”等进行打包解读 。这番观点本身并无问题 ， 也反映了民众的现实诉求：对工伤确实不宜“收紧式理解” 。 但不收紧式理解 ， 不意味着要泛化理解 ， 而是要拿捏好宽严有据的平衡 ， 该认定就认定 。 工伤险有其“功能范畴” ， 不能替代其他应有的社会救济措施 ， 也不能“该激活却不激活” 。柴媛不幸遇害能否认定工伤 ， 与她的家庭状况无关 ， 与加害人是不是坠楼也无关 。 最终的工伤认定 ， 还得回到事实、回到现行法上来 。□王琳(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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