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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直谏中央“大搞都市圈”, 为何很多人恐惧大城市( 二 )

70后直谏中央“大搞都市圈”, 为何很多人恐惧大城市
(类似圣吉米尼亚诺的中世纪城镇是更“生态”的聚居模式？)从个体角度看 ， 人们看似悲惨地被局限在拥挤的城市里 ， 忍受着诸多的“问题” ， 但无数个体选择的集合却在客观上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人类居住模式 。 与其他形态比较 ， 城市在整体上仍然是解决人类生存与生态系统之间矛盾的最佳方案 ， 可以说是一项“有瑕疵的成就” 。▍“城市恐惧症”在演化史上 ， 食物链高端的动物通常繁殖能力较弱 ， 不同物种之间总是趋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 但人类是一个例外 。 无论是数万年前采集和狩猎时期对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式捕杀 ， 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对原有生态的毁灭性破坏 ， 直至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开采亿万年积累下来的化石能源 ， 人类在不断打破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 ， 种群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 远远超过了维系种群延续所需的规模 。 城市正是为了容纳这一物种的庞大人口而出现的 。虽然城市及其雏形已伴随着人类存在了数千年 ， 但是聚集了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 。 人类面对从未经历的现象和问题难免产生心理上的恐惧 ， 进而加以否定和排斥 。 历史上 ， 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新协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就是面对工业革命后城市问题开出的一剂乌托邦式药方 。 霍华德提倡的田园城市虽然在城市规划理论界被奉为圭皋 ， 但究其本质或多或少也透露着作者对大工业生产时代大城市的忧虑和逃避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专制的农业社会 ， 在近代既没有经历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 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种原发性的社会变革 ， 对城市这种聚居形态既无原生的现实需求 ， 也缺少系统和全面的认知 ， 潜意识里仍将城市作为传统社会的统治中心 ， 与乡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 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 ， 对城市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消费”与“生产”相对立的观念中 。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 适度发展中等城市 ， 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原则一度被列入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 ， 直至2007年 。 可见 ，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对大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惧和由此而生的抗拒 。事实上 ， “城市问题由城市规模过大而引起”这一判断本身就存在争议 。 施益军、陆铭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城市病指数”还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均与城市的人口规模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 英国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更是基于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 ， 城市的规模越大 ， 其所创造出的人均财富和创新越多 ， 所需要的人均基础设施越少 。 当然 ， 该研究也没有回避犯罪数量和传染病传播率也同样是人口规模的1.15次幂 。 可见 ， 人类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惧 ， 凭直觉判断而得出的对“城市病”病因的诊断 ， 事实上是不可靠的 。 在着手解决城市问题之前 ， 人类首先要解决自身的“城市恐惧症” 。▍ 城市问题的对策既然我们知道了形成城市问题的原因一部分与城市人口规模有关 ， 而另外一些则关系不大 ， 那么解决城市问题就有可能对症下药 。 首先 ， 对于犯罪率和传染病等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的问题 ，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城市人口的规模 。 理论上 ， 限制甚至疏解城市人口就可以缓解这些问题 。 但是这种方法会带来另外多个新问题 ， 一是分散的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二是无法享受大城市所带来的经济、创新及基础设施的高效 。 同时 ， 还要承担限制人口的道义负担 。显然 ， 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犯罪率与传染病传播率这些问题而限制城市人口的话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本末倒置、因噎废食的思维方式 ， 或可称为“城市病”的“休克疗法” 。 与之相反 ， 采用技术和管理上的手段将这一类的城市问题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或许是一种更为明智和现实的“保守疗法” 。另一方面 ， 类似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已被证明与城市人口规模并非成明显相关关系的问题则涉及另外一个与城市密切相关的话题——城市治理能力 。 虽然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不在此展开来论述 ，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 就是对这一类的问题 ， 单纯依靠限制或强制疏解城市人口规模是无法解决的 。城市规划大概是社会治理工具箱里面最容易、也最频繁被想到用来应对城市问题的工具 。 起源于公共卫生政策的近代城市规划也的确扮演了缓解城市问题 ， 帮助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角色 。 但在现实中 ， 城市规划的角色又时常扮演着“背锅侠”和“万能药”的双重角色 ， 许多严肃的论文都会将城市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结为“规划不合理” ， 但同时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时 ， 又将“合理规划”作为重要的手段 ， 仿佛只要规划做好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但事实上 ， 城市规划只是城市治理政策工具的一种 ， 城市问题的解决 ， 还取决于城市规划之外的多种因素 。 仍以城市的人口规模为例 ， 虽然目标年限里的城市人口规模通常是城市规划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时还会为此开展专题研究论证 ， 但有多少时候这个人口规模是由城市规划专业人员客观测算出来的 ， 又有多少时候是由包括政治决策在内的其他因素所左右的呢？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 它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市场规律 。 而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 ， 需要代表公权力的政府使用诸如城市规划的政策工具对市场的失灵部分进行纠偏 ， 因此城市规划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把握并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 纠正明显的“市场失灵”部分 ， 而不是越俎代庖、想象着完成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 。具体而言 ， 城市规划一方面为包括城市开发在内的各种利益的博弈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 ， 并监督、执行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 ， 城市规划是政府利用税收等财政收入为市民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引导城市发展的蓝图 。 由此可以看出 ， 按照客观规律合理编制的城市规划在整体上一定是顺应城市发展的需求 ， 并通过对规则的执行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城市问题的严重程度 ， 而非主观意愿的强势推进 ， 也绝不是治疗“城市病”的“万能药” 。现代城市中存在的问题 ， 形式多样 ， 成因复杂 ， 不宜笼统地将其称为“城市病” 。 这种笼统的称谓或许无意中掩盖了某些因果关系 ， 久而久之形成错误的思维定式 。 城市问题的缓解 ， 需要建立在尊重城市发展与运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 人口规模大、建筑密度高是城市的宿命 ， 也是城市的优势 。 限制城市人口规模乃至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市问题 ，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 或许 ， 城市问题本身不是“病” ， 而对城市与城市问题认知的误区 ， 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才是“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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