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走出戒毒所的日子( 三 )


就当傅忠走到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 , 打算往回走 , 一辆公交车刚刚开走 。 在等车的时候 , 他的内心又开始挣扎 。 他打开了同伴康复小组的微信群 , 没话找话聊 ,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自己内心的躁动 。
那天 , 傅忠一边在群里聊天 , 一边漫无目的地走路 , 终于焦虑情绪渐渐缓解 , 从而打消了去朋友家“坐坐”的念头 。
晚上 , 手机里跳出步数统计 , 那天下午他走了两万多步 。
事后回想 , 傅忠说:“真是老天帮忙!如果我正好赶上那趟车 , 如果没有这群同伴 , 尽管我在车上也会坐立难安 , 但结果可想而知 , 后果却无法想象 。 ”
渴望尊重
2003年 , 在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做的第一场演讲中 , 叶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当妖怪 , 我们需要信任” 。 那时候 , 她还讲不出口“尊重”这个词 。 “要人家干部、人家公安来尊重你 , 没那么大的胆 。 ”
回想起吸食毒品期间的经历 , 叶雄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只亏欠社会、亏欠大众的过街老鼠 。 有一次 , 她又被带去了警局 , 因为强戒所没有接收 , 最后被释放 。 叶雄想尽快签完字离开派出所 , 于是伸手去拿笔 。 负责办理手续的年轻民警见状 , 立马要回了笔 , 又慢悠悠拿出一个信封 , 把那支笔裹了一层又一层 。
“把我当麻风病人一样 , 这个感觉也是蛮……”叶雄停住了 , 没再继续说下去 。
离开强戒所后 , 在社区康复的第二年 , 叶雄在外租房.一天 , 6名民警突然出现门口 , 要求叶雄去做尿检 。
“真的很难受 , 用得着吗?我跟他们说 , 是因为当时我积极主动地留下了我的信息 , 包括电话号码、上班时间 , 你们才能顺利找到我 。 我就一米五几的人 , 用得着你们6个人来带我走吗?邻居看到了会怎么想?”
民警问叶雄为什么不在公司附近租房 , 叶雄无奈:”我也想呀 , 但那是中心区 , 房价高 , 我没钱 。 ”
还有2014年那一次 , 叶雄直言受到“侮辱” 。 身为湖北省戒毒矫治研究会理事 , 她受邀去武汉开会 。 动车上 , 一对老夫妻想要和她换座位 , 叶雄没多想就跟老人换了票 , 于是拖着装了很多书的行李箱 , 从7车厢费力地走到了15车厢 。 还没坐定 , 被4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围起:“拿好东西 , 跟我们走 。 ”
叶雄无地自容 , 试图通过给警察看邀请函证明身份:“我一定配合你们接受尿检 , 但你们能否也改变一下工作方式 , 讲究一下素养?”
“有素养你会去吸毒吗?”有警察反问她 。
那天 , 叶雄错过了动车班次 , 接受尿检的时候 , 她止不住流泪 。 她当时已经离开强戒所12年了 。
一位女民警问她:“可以告诉我 , 为什么要换座位吗?”
叶雄记得 , 当时自己气到想扔东西:“有哪一条法律规定 , 曾经吸过毒的人不能做好事?”
以戒毒成功者和禁毒工作者的身份 , 考虑到目前的高复吸率以及吸食毒品的后果 , 叶雄认为仍有必要维持或修订部分规定对戒毒人员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 , 以此种外部监督方式促成戒毒人员的康复 。 与此同时 , 部分执法人员需要改进执法态度和行为 。
很多次叶雄去到外地给警察、社工培训 , 常有警察在结束时找到叶雄:“我做警察30年了 , 马上都要退休了 , 都没看到过一位戒毒成功的 。 ”
所以 , 叶雄后期在展开禁毒工作时 , 除了给予戒毒人员希望 , 也会鼓励家属、社工及警察对戒毒人员建立信心:“我知道 , 做戒毒工作真的很辛苦 , 但如果你们每天都觉得是在生产废品 , 那这个工作有意义吗?如果你们心里都不抱希望 , 对方太能感受到了 , 慢慢我们就会变成你们以为的那样 。 ”
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是病人 , 需要社会的绳子 。 ”
爱与信任
回顾过去的三十年 , 叶雄说:“我对得起所有认识的人 , 唯独对不起我的家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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