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海上记忆:贝多芬的音乐是什么时候“登陆”上海的?(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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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画贝多芬 。
以汉语专门介绍贝多芬要到1906年 , 第一位以汉语推介贝多芬的中国人是李叔同 。 1907年鲁迅在留学日本之际写了一篇名为《科学史教篇》的文章 , 宣传“科学救国” , 其中将贝多芬(当时鲁迅译之为“培得诃芬”)与莎士比亚、拉菲尔等文学家、画家并列 。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他曾编写了两本书在上海出版 , 一本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 , 另一本《近世十大音乐家》 , 其中将贝多芬的名字翻译作“裴德芬” , 这两本书尤其在业余音乐爱好者中有很大的影响 。 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西洋名曲解说》(王光祈著)中 , 贝多芬则被译为“白堤火粉” 。 另外 , 笔者有幸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买到一本1946年11月出版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 , “悲多汶”也就是贝多芬 。 此书作者R.H.夏弗莱 , 翻译彭雅萝(Miss Peng Ya-lo) , 由上海悲多汶学会出版 。 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贝多芬的一段话:“我深切地了解到 , 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 , 因为不自由的痛苦 , 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受够了 。 ”
世间流传贝多芬传记多矣 , 至为著名的当属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而在中文译本中 , 傅雷的翻译又是经典 。 傅雷曾写信致罗曼·罗兰:“偶读尊作《贝多芬传》 , 读罢不禁号啕大哭 , 如受神光烛照 , 顿获新生之力 , 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 。 此实与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 ”“Beethoven”的中文译名自李叔同以来五花八门 , 直到傅雷的译本《贝多芬传》出版后 , 才基本定型为“贝多芬” 。 1978年 , 傅雷1946版《贝多芬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版 , 此后又多次印刷 , 印数近19万册 , 可见其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 。
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开篇就讲 , 贝多芬的精神是“力” , 这里所说的“力”是贝多芬的精神力量 。 贝多芬的音乐最初进入上海时 , 主要是西侨在演奏欣赏 。 到了20世纪初 , 当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接触到贝多芬的音乐 , 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亟待崛起之时 , 而贝多芬恰好有这样的“力” 。 看看王光祈在《西洋名曲解说》一书中介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话语:“……不禁拔剑起舞 , 扫去一切苦闷 , 发出无限欢声 , 并用德国诗人喜纳(即席勒)所作欢歌 , 以结全篇 。 其时 , 台上歌队乐队中音齐作 , 一种庄严伟大气象 , 举世无匹 。 ”文字间完全能体会到他被贝多芬的“力”深切感染的状态 。 1927年5月29日 , 为纪念贝多芬逝世 100周年 , 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 ( Mario Paci) 指挥下 , 在南京路的上海市政厅(已拆 , 原址位于现新雅粤菜馆位置)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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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多芬音乐会节目单内页 。
新中国成立后 , 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
1981年4月1日、2日 ,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与中央乐团钢琴家殷承宗在上海音乐厅“珠联璧合” ,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 , 其中就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 。 改革开放初期 , 只要有演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 , 一般场场爆满 。
上海有一场著名的音乐盛事发生在1985年 。 那一年是贝多芬诞生215周年 , 上海交响乐团接连举行五台纪念演出 , 演绎贝多芬的不同作品 , 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三位指挥家分别指挥 。 有爱乐的“过来人”说 , 当年听音乐会 , 我们都是摸石子过河 , 不知道会听到怎样的音乐会 , 反正有票就买了 , 进去后才知道会演什么 。 然而这一次不同 , 音乐会有鲜明的主题:纪念贝多芬 。 据一些亲历者著文回忆 , 当时在位于延安东路龙门路拐角的上海音乐厅售票处 , 人们排着长队 , 争相购买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套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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