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二 )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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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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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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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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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北平沦陷时,他将所藏典籍送至长沙,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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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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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驻香港后,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与内地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陈寅恪再次拒绝。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陈寅恪|有几十个文凭的胡适与一个文凭都没有的陈寅恪,为何都能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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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伍陈寅恪的“不降志,不屈从”,使之晚年注定充满凄凉和苦楚。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转身回到书桌旁,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为烟花女子立传,借此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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