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 二 )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出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与启蒙的关系，提出所谓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事实上，这种神话体系与哲学的范畴体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第3、4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合理化不过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辩证过程贯穿着整个欧洲文化史。《启蒙辩证法》提出，克服技术的局限，需要对以往的和今天的启蒙“再启蒙”，这一过程需要通过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才能够完成。(参见谢永康)马尔库塞将技术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强调技术的政治含义。马尔库塞把经济领域的形式合理性、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和“技术的标准”相联系，发现韦伯的合理化只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哈贝马斯，第39页)马尔库塞指出了技术本身所包含的统治的合理性，“在科学和技术的物质的先验论中，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利益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发生了“特有的融合”。(同上，第42、43页)哈贝马斯将合理化视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原则，并试图通过对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强调而对其加以限制。这样一来，韦伯所述的“除魅” 过程，就被视为人类生产领域的原则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扩张，技术批判则构成对这一过程的反省。哈贝马斯“把‘劳动’或日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同上，第48、49页)哈贝马斯认为，技术批判所针对的就是劳动的内在原则的无限制扩张，克服危机的办法便是划分两种类型的活动，保留交往活动应有的地位。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对两种类型活动的划分，直接来自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
为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我们来反思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韦伯的著作浩如烟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韦伯著作包括“文化论”与“制度论” 两大部类的研究主题。虽然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以《经济与社会》为代表的制度论研究中，但他在文化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除魅”过程的研究，也离不开合理化理论的学术背景支撑。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批判不仅在韦伯的制度论研究里，也被扩展到其文化论研究之中。如果把技术批判单纯理解为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的一般性问题，便很难理解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扩展为现代性批判核心问题之理论根源。
来源：《哲学研究》作者：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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