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 | 新批评( 三 )


当我们说小说的技术成熟甚至以为技术已经不是问题时 , 其实已经把技术和认识、反映世界的方法割裂开来 。 这是长期以来只把技术作为手段 , 而没有当作方法的偏颇 , 这是小说在形式上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 一方面 , 过于沉溺于琐碎饾饤的小说技术反而会逼窄小说的格局和更其丰富的潜力 , “技术中心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的道德关怀和伦理介入;另一方面 , 我们对小说技术的浅尝辄止 , 又妨碍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结构能力 。 和想象力的丧失一样 , 结构力的丧失是当今文化发展的重要征候之一 。 结构力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精神视域的宽度 , 以及人文修养的厚度 。 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小说的巨大体量来自于小说家们宏阔的视野 , 无论是现实主义巨匠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 还是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纳博科夫 , 都是如此 。 小说家在完成故事的同时 , 需要完成自我的塑造 , 他的责任是在呈现故事时同时建构意义世界 , 而不是事件的简单或复杂的叙述 。 八十年代“小说革命”的一个重大变化是 , 语言不再被视为技术和工具 , 语言的文化属性被突出强调 。 我们这些年来对汪曾祺先生的推崇甚至迷恋 , 与此有关 。 我们今天面临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没有个人语言的技术 , 其实只是技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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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的状况与批评家对小说的阐释有关 。 这些年来 , 关于文学批评的非议 , 或曰失语 , 或曰缺少批判精神 , 概而言之是批评家不能正视小说存在的问题 。 我以为这些问题是存在的 , 身为“批评家”的我也在检视和反省这些问题 。 但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谈论文学批评 , 谈论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是不够的 , 甚至是肤浅的;同样 , 对小说文本和批评家的文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也不是真正的批判 。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 文学批评已经不复八十年代的景观 。 从大的方面说 , 这和文学未能参与历史进程有关 ,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 。 文学创作和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批评在社会生活中传播和循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其中之一是作家与读者、批评家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阅读和批评的关系 。
在这里 , “市场”与“文学史”是小说家和批评家两个特别重要的空间 , 这两个空间的大小又随着时间变动不居 。 对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而言 , 他通常是想兼得鱼与熊掌(在一般意义上 , 一个写作者总期待他的文本能够与批评家相遇) 。 在文本与市场、读者的关系中 , 文学批评不再是主要的媒介 , 批评家引导读者和市场的作用更多是在“发布会”中完成的;让批评家尴尬的是 , 作家作品的发行量并不取决于批评家的鼓吹 。 这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面对的新状况 。 但这并不影响文学批评的存在 , 批评家仍然有一个似有似无的坚强堡垒——何种标准和“文学史” 权力 。 尽管任何一个批评家并不具备某部作品入史的权力 , 而且需要谨慎地有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力 , 但批评家的责任仍然是发现小说家、发现小说中的新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因素 , 并去除文学之外的种种遮蔽 , 戳破虚假繁荣的幻想 。 如果没有这种发现 , 小说家的敌人除了自己外 , 还有作为敌人的批评家 。
如果说 , 新的“小说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 那么小说的新的可能性就存在于我们意识到的和没有意识到的困境之中 。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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