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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夺冠》导演陈可辛：集体主义使中国女排代表中国|读+访谈( 二 )


这个电影有它一定的特色，它的整个背景跟国家、跟国民的共情有很强烈的联系 。我也知道它有主旋律的共性在里面，但是同时我也不希望它就是一部很简单的主旋律电影 。我希望找到一些和观众更有关联的东西，也会使得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能带动他的情绪，同时也能够在带动情绪之下找到一些人物更接地气的东西 。
读+：女排精神在不同时代的意义，所体现的集体主义情感，你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
陈可辛：女排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不同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在我们感觉要追不上外面世界的时候，希望世界看到自己 。那通过什么去认识中国呢？其实女排就是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一个事件 。它确实不是一个体育运动那么简单，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很有集体主义情感 。也是因为集体主义，才使中国女排变成能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 。
那么今天，当中国已经有高楼大厦、有冰箱、什么都不比外面差，甚至比外面更好的时候，女排精神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又都回到个体呢？你看到电影后半部的表达，其实每个运动员她们是90后、95后，她们有很强的个人诉求、个人表达，但是你说她们在一个集体运动里面，她们难道就不是为了集体吗？难道她们就不需要一种集体的荣耀吗？可是在集体里面，她们也在发问“我们为了什么打球” 。
我常说，每个人把自己做好，其实大家也会好，每个个体都好，那么群体怎么会不好呢？集体怎么会不好呢？
女排队员走进影棚，每个人都在发光
读+：《夺冠》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可辛：电影从1979年写到2016年，三十几年的跨度，从女排的故事看整个中国的背景 。整个戏的核心就是女排精神，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到现在女排的传承，80年代为什么会赢，现在怎么再去赢，90后和60后甚至50后的分别在哪儿，中国的改变在哪儿，这是这个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
最大的难题是，这一题材跨越30多年，确实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怎么样去取舍？在取舍的过程里面，郎平“蹦”出来是绝对的，每一段历史几乎都绕不过她 。但是我们确实也不想把电影变成一个“郎平传”，而且还要把它控制在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里面，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这个电影是三个多小时的，结果是剪了很多才终于剪到现在2小时15分钟，我都有点惊讶，能够在这个长度里面把这个故事讲完 。
读+：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支中国女排队伍，上世纪80年代的老女排和现役女排，老女排是怎么找到演员的？
陈可辛：最大的难题是剧本，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选角 。我没碰过一部电影，选角是那么头疼 。但是最可贵的就是无论80年代女排那一批演员，还是现役国家队的这批演员，都令我喜出望外 。她们都不是在演戏，而是把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让她放松放开，镜头抓她最好的表演瞬间就好了 。
我们在选角老女排的过程中，曾经用传统电影导演的模式，找了比较高的女演员或者模特，练了两周排球就完全知道不可能拍 。后来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通过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的支持，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学都去，见了几千个排球运动员，结果终于选到12个做老女排的演员 。而且每一个人的形象都是我们跟着当年老女排的形象去找 。
她们每个人的戏都是真实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带着信念跟使命来演这个戏 。我记得当时跟其中一个演员聊天的时候，她一米七八，她说她从8岁开始打排球，打到16岁测了骨龄就知道她不会更高了，就知道她要进国家队的梦想可能很难达到 。结果到最后，她就觉得她这一辈子都要打排球，这一辈子都要做跟排球有关的工作，可能是教教小孩、做教练啊等等 。
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进国家队对她们来讲是多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她们进不了国家队 。她们来拍这个戏，就等于是用上了想进国家队那个劲儿 。这些95后的小女生，她们的训练和付出其实都完全是像80年代那批队员的 。她们是带着真实人生的经历跟信念来的，那是我几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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