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疫情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二 )
高尔顿（Francis Galton）二战结束后 ， 社会达尔文主义遭到各界的猛烈抨击 ， 它被指责为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提供了意识形态和伪科学动机 。 而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西方社会重视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 ， 试图缩小贫富差距和缓解社会不平等 。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说法似乎不再被大肆宣传 ， 但事实上它从未消失 ， 只是转为社会的暗流 ， 等待再一次显现 。果不其然 ，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 以及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出台 ， 人们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死灰复燃 。 正如方纳所指出 ，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政府不应试图干预和影响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财富的分配反映的是个人的能力 ， 而不是历史环境的局限；那些较为不幸的人 ， 无论是一个人 ， 还是一个阶层或一个种族 ， 他们之所以不幸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失败 。 如同在19世纪末期 ， 社会对穷人遭遇的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冷漠 ， 被当成是一种现实的迹象 ， 而并非是一种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借着自然法则的幌子早已在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 ， 每当生存问题成为国家或社会意识的中心时 ， 它就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复兴 。三、新冠疫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冠病毒的肆虐使西方世界又一次面临生存斗争 。 这种困境不仅是国家和个人能否攻克病毒 ， 存活下来 ， 而且还在于能否拯救受疫情重创的国民经济 。 在此情况下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发动机又重新运转 。首先 ， 我们来看“群体免疫” ， 它本是医学术语 ， 指当很大一部分群体对一种疾病免疫时 ， 能为其他易感人群提供保护 ， 从而阻断病毒的传染 ， 它主要通过接种疫苗的手段来实现 。 但目前由于还未研制出有效的新冠疫苗 ， 若想达到“群体免疫” ， 只能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 。 英国所谓的“群体免疫”策略 ， 其核心只是延缓疫情高峰 ， 而非压制疫情传播 ， 寄希望于国民整体建立起免疫力 。 这种自然免疫的方式将会带来重大的风险和代价 ， 据钟南山院士称 ， 它需要一个国家60-70%的人感染病毒 ， 大概会造成全球3000-4000万人的死亡 。然而 ， 许多西方人并非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群体免疫” ， 而是将适者生存的逻辑镶嵌其中 ， 赋予它新的社会解释：一方面将其视作疫情的最终出路和必然结果 ， 天真地以为获得免疫的群体就能适应新世界；另一方面忽略自然感染过程的残酷性 ， 原本以保护弱者为目的的“群体免疫”被渲染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 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和更好的未来 。 这种理念一直萦绕在政府决策和许多人的脑海中 。具体而言 ， 在防疫上 ， 欧美一些国家并没有采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策略 ， 而是主张轻症在家自愈 ， 老人自觉隔离 ， 只有重症患者可以接受检测和入院治疗 。 其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该如何优先分配？在紧缺的条件下 ， 弱势群体就成为可被牺牲的部分 。 其中处境最糟的是老年人 。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 ， 在新冠死亡病例中 ， 欧洲有超过95%是60岁及以上的人 ， 美国有80%是65岁及以上的人 。 在这些国家 ， 养老机构的死亡人数众多 ， 它们很少得到政府的帮助 ， 受感染的老人也常被拒绝到医院救治 。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还承认 ， 若遇到二选一的生存抉择时 ， 生命维持设备将优先被用于更年轻或更健康的病人 ， 老年人便沦为了“不适者” 。其次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还用以支持“经济优先”的政策 。 疫情之下 ， 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惧促使西方某些政治领导人和民众呼吁重新恢复经济活动 。 在他们看来 ， 确诊病例只占人口比例中的少数 ， 且大部分感染者并不会死亡 ， 但严厉的封锁措施则会摧毁经济 ， 导致国家和人民陷入更严峻的生存危机 ， 反而将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 因此 ， 他们认为如果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共存 ， 自然免疫是最终归宿 ， 那么为了保障整个国家和大多数“适者”的利益 ， 就应让健康强壮的人复工复产 ， 尽管会导致一部分人死去 。 甚至有美国政客荒谬地提出“老人应主动为经济而牺牲” 。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生存斗争命题 ， 唤醒了西方存在已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 。 这一观念使他们容易相信两个错误的预设：一是生存困境 ， 即在新病毒的袭击下 ， 只有“适者”才能在斗争中存活 ， 而有限的资源只有分配给他们 ， 才能保证社会有机体适应新的环境；二是自然决定论 ， 认为自然免疫是一种客观规律 ， 任何人都必须遵循 ， 无论生与死都是自然结果 ， 是社会进化的一部分 ， 人类不能因此停下社会发展的步伐 。 然而 ， 这两个前提都经不起推敲 。 因为生存不是只能通过斗争 ， 更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关爱 。 所谓的“适者”也不具普遍性 ， 只代表具体的利益集团 ， 且往往是富贾与权贵 。 而疫情的暴发决不能听之任之 ， 任何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生命和健康权 ， 没有人的牺牲应被视作理所应当 ， 战胜它需要社会集体的力量和人为的积极干预 ， 例如世界各国的协同抗疫和研发疫苗 。如今 ， 全球已进入抗疫常态化阶段 ， 但世界疫情依旧严峻 ， 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经济、种族等其他问题上 。 随着他们疫情的反弹和确诊人数的持续增加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逻辑仍将继续发酵 。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 若特朗普感染康复后 ， 他是否会自以为自己获得抗体 ， 成了所谓的“适者” ， 从而进一步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融入其宣传话语与应对疫情的举措中？这对未来世界疫情的走向将造成更多不确定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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