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姿态好看时尚|古罗马为何会从共和国向帝制转变经济结构转变促使政治变革

古罗马时期是古典时期西方文明的巅峰阶段 , 在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共同掌握国家实权的共和时代 , 罗马完成了对亚平宁半岛乃至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征服 。 可以说共和时代是古罗马文明对外扩张最为迅猛和成功的时期 , 远胜于此前的王政时代和后来的帝制时代 。 那么 ,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罗马从共和制度步入帝制的呢?这需要从罗马共和国后期 , 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
自从公元前510年 , 罗马人驱逐了最后一代国王小塔克文以来 , 就进入贵族共治阶段 。 此时的罗马大体依然属于城邦的概念范畴 , 罗马人也不过是拉丁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 然而自此以后 , 历经劫难 , 罗马共和国先后征服了其他拉丁族群(拉丁战争)、台伯河北岸的伊特鲁里亚族群(比如维爱战争等)、亚平宁山脉中的萨姆尼特族群(几次萨姆尼特战争) , 并在向南兼并希腊人殖民城邦的过程中取得了对皮洛士(希腊半岛伊比鲁斯国王)的胜利 , 基本统一了亚平宁半岛 。 此后为了争夺对西西里岛的控制权 , 罗马共和国又与北非强国迦太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 并先后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 , 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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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在统一亚平宁半岛的过程中 , 罗马人曾在丢失过自己的城池(即高卢之役);后来攻打希腊城邦他林顿时 , 亦是屡败于皮洛士之手;甚至在已经取得制海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 罗马腹地还是遭受了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肆虐 , 军队屡遭重创 。 然而最终罗马人还是挺了过来 , 并将对手全部击败 。 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相较于迦太基、希腊等势力 , 罗马的地缘文化有着本质区别 。 由于早期受制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封锁 , 罗马形成的是一种以农耕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 , 其对土地的欲望要大于追求商业利益的海洋文明国家(比如希腊城邦、伊特鲁里亚城邦以及迦太基) , 然而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 , 罗马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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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业贸易带来收益的速度远胜于农耕 , 罗马在取代了迦太基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主以后 , 其社会经济中的海洋商业贸易成分也随之急剧增长 , 从而改变了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 。 此前的罗马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 , 所以不论是在纪律、忠诚度上都要高于由雇佣军组成的希腊、迦太基军队 。 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 , 贫富差距加剧 , 土地的集中度也越来越大 , 这就导致在迦太基和马其顿这两个罗马最强大敌人消失以后仅仅十几年时间 , 罗马就已经不再拥有农民阶层了 。 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工作的农民 , 原先都是拥有公民权的军队预备役群体 。 如此一来 , 罗马社会就陷入了一场危机当中 , 其军队机制也因预备役的萎缩而面临动员能力不足、战斗力下降的境地 。
事实上 , 当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池之中以后 , 流民问题就已经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危机 。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缓解这些拥有公民权的人心中的戾气 , 罗马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发放免费面包和角斗士娱乐活动 , 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调控 , 然而这些政策终究治标不治本 。 于是 , 公元前133年至前121期间 , 时任罗马执政官格拉古兄弟先后进行土地改革 , 即“格拉古兄弟改革” , 但终究因为上层既得利益者的反噬而遭受清洗 。 这说明 , 在未能遭受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 一股势力即便其内部再糜烂不堪 , 其变法改革的阻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 一场成功的改革宛若逆天改命 , 没有一个合适的机遇是无法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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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5年 , 促使罗马上层决定做出改变的外部压力终于出现了 , 这一年罗马军队在外高卢地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 而他们的敌人是一个崭新的族群——日耳曼人 。 在日耳曼人南迁之前 , 凯尔特人(包括高卢人)是罗马共和国北部疆界所面临的主要畜牧族群 , 然而随着全球气温的下降(公元前600-元年 , 其中前250年为最低谷) , 盘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欧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开始南迁侵入凯尔特人的领地 。 有史可查最早的一次日耳曼部落南下发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 , 即巴斯塔奈部落南迁 。 这个时间点 , 也与匈奴族群从漠北草原开始南迁和壮大进程差不多 。 当公元前118年前后 , 日耳曼人已经侵扰到多瑙河中游平原南部地区(大致在喀尔巴阡盆地中部)时 , 终于和罗马人发生了军事冲突 。 双方在一个叫做诺里亚的地方发生了战争 , 此时早已外强中干的罗马军队惨败 , 指挥官仅带着少数人逃出 , 近乎全军覆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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