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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生而逢时的淡泊者( 四 )


这本厚重的词典收录了5万余词条 ， 历时十年才出版 。
编词典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全程都在与穷困纠缠 。
在民国时期便享有盛誉的东吴大学法学院 ， 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还教授英美法的法学高校 ， 授课名师都是诸如刘世芳、费青、鄂森、姚启胤等业内大拿 。 东吴的学生被培养成熟悉法律又精通外文之人 。 以至于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距离上海1700多公里外的东京审判 ， 还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绝无仅有的英美法词典 ， 东吴背景的学子几乎成为唯一的最优选择 。
词典主编薛波的一位好友 ， 谈及老先生们愿意不计名利参与其中的原因 ， 其实是通过词典去表达一种感知 ， “他们被埋没得太久了 ， 特别在乎被人尊重 ， 词典让他们的专业价值被重新发掘和认知 。 ”
像是蜡烛熄灭前最后的燃烧 ， 老人们把毕生法学所学都投入到A至Z的一个个词条中 。 时隔多年后 ， 民盟浦东区委办公室的王卫平曾在高文彬家中看到那些手写的草稿 ， 填满了逐条修改的印记 ， “谈起词典时 ， 他整个人的神态都不一样 ， 语速也更快 。 ”那时 ， 高文彬手中只有一本样本 ， 他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 ， 像个孩子似的炫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 “等拿到正式的 ， 送一本给你放办公室 。 ”
潘汉典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白晟曾因导师的关系 ， 投入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历史的研究中 。 这本词典于他而言 ， 是不可复制的存在 ， “放到现在 ， 《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认可度和专业地位依旧是毋庸置疑的 。 ”
告别
9月7日三时二十分 ， 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戴立波接到了一通电话 。 他带着朦胧睡意 ， 没听清对方说的第一句话 ， 直到吴元丽在电话里提高了音量 ， “我是高文彬的保姆 ， 高老师去世了 ， 十分钟前 。 ”
戴立波是除了身在现场的保姆外 ， 得知高文彬去世消息的第一人 ， 也是为数不多最后见过他几面的人之一 。 他最后一次去病房探望是在8月18日下午 ， 老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 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 。
自从去年11月底住进医院 ， 高文彬就没能再回到家中 。 因为前半年的疫情 ， 保姆在6月份才被允许进入病房 。 前几个月 ， 他还有精力和早上来查房的医生们开玩笑 ， “你们每天来 ， 是到动物园看动物呐 。 ”
后来在镜子里看到因肿瘤变形的脸部 ， 他沉默了许多 。 他的记忆也快速衰减 ， 时常问保姆“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有什么病？”但他真正完全被病痛击倒躺下 ， 是从7月20日开始 ，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 医生连下两次病危通知 ， 直到他生命终结 。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 ， 他通常是向别人说告别的那个人 。
女儿高岚已经60多岁 ， 每年回国探亲完毕 ， 高文彬依旧会亲自去机场送她 ， 也就是这几年腿脚不便了才中止 ， 但老爷子还是坚持要送到门口 ， 再给女儿挥挥手 ， “我就不跟过去了哦 。 ”
不同圈子的故友 ， 都听他讲述过一生中与两位女士的遗憾和无奈 。
他的第一任夫人 ， 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漂亮太太 。 他从东京审判回国两年后结了婚 ， 那时先生意气风发 ， 积蓄颇丰 ， 连新娘的礼服都是特意去苏州定做的 。
后来他因牵连案件判刑劳改 ， 家也散了 。 妻子因政治压力与他离婚 ， 两个女儿也各自分离 。 在高先生的内心 ， 这是他多年以来久未释怀的芥蒂 。
直到上世纪80年代 ， 高文彬才再次遇到倾心之人 。 对方是名士遗孀 ， 一位温婉娴静的女士 。 但就在他前往美国讲学期间 ， 这位太太突然病逝 ， 两人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
自此之后 ， 他对于个人问题变得心灰意冷 。 再有谁想给他介绍新的缘分 ， 他都摇头摆手 ， “算了 ， 我没这个福气 ， 不要害人家了 。 ”跟晚辈分享这些内心激荡的情感时 ， 他不避讳也不见外 ， 他坦然展露内心伤痛 ， 也想寻求一个答案 ， “怎么事情突然变成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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