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入学考试，陈寅恪为何遭专家教授大骂
清华入学考试 ， 国学大师陈寅恪出了题对对子 ， 为何遭专家教授大骂导语：陈寅恪在1932年的清华入学考试中出了题对对子 ， 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 。 直至今天也有不少人谈论这个事情 ， 不过大多限于对对子本身 ， 而忽略了时代背景 。 如果不将它放在中西文化之争的大背景下 ， 则很难理解陈寅恪的良苦用心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陈寅恪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百科全书式学者 ， 从小受到了传统国学的熏陶 ， 精通训诂、文字等小学及诗书礼乐等大学 ， 对中国古代史、唐宋诗文、元曲等有非常深的研究；又曾出国留学16年 ， 系统学习了世界历史与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欧洲近代哲人的著作 ， 掌握了梵文、英文、法文、巴利文、波斯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十几种语言文字 ，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陈寅恪广泛涉猎西学 ， 受西方的治学方法影响很深 ，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中国文化才是根本 。 在上世纪初从外国留学归来的众多学者中 ， 陈寅恪是为数不多的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一个 。这种对西方文化持开放包容态度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 ， 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张之洞着重指出：中学为内学 ， 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 ， 西学应世事 。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 ， 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是主流文化思潮 。 但到了陈寅恪生活的年代 ， 因为洋务运动的破产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 “中体西用”逐渐被“全盘西化”所取代 。
因此 ， 陈寅恪在二三十年代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国学被视为无用的、老旧的文化 ， 西学被视为有用的、新潮的文化 ， 中西文化之争已悄然变化为新旧文化之争 ， 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消逝、不断被某些海归以欧美的方式改写 。 而西学又催生出了“洋八股” ， 西式腔调变成文化界的一种时髦 。 这对奉行“独立之人格 ， 自由之思想”治学精神（在王国维悼词中首次提出）、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陈寅恪来说 ， 无疑是一幅极为惨痛的景象 。
陈寅恪在1931年时即痛心地指出：今日国虽幸存 ， 而国史已失其正统 。 而在这一年 ， 本已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又遭受了一次难以承受的苦难 。 当年9月18日 ， 日本蓄意制造了事变 ， 短短几个月后东三省尽数沦陷 。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 ， 陈寅恪意识到 ， 如果此时再不呼吁大家重视国学 ， 任由西方文化压制中国文化 ， 我们很可能将“国性不存” 。为了呼吁国人重视传统文化 ， 陈寅恪一改“恬静治学”的作风 ， 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做法 。 在1932年的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中 ， 陈寅恪出了一题对对子（试卷题目中的一题 ， 占十分）：上联是“孙行者”三字 ， 要求学生对下联 。 当时题目本应由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出 ， 但朱自清赴英国访学未归 ， 出题的重任就落到了陈寅恪身上 。
陈寅恪认为 ， 对对子最能体现汉字特点 ， 也是研究诗词的基础知识；通过对对子 ， 可以考察学生对词性的分辨、对四声的了解、生字的积累及思想状况 。 当然 ， 最重要的是呼吁广大学子重视传统文化 ， 不要在欧化的潮流中迷失方向、迷失本心 。当时的清华大学 ， 有“留欧留美预备学校”之称 ， 整体的潮流是欧化 。 因此 ， 陈寅恪的做法招来了一片骂声 。 许多有留学经历、崇尚西方文化的新潮人士认为 ， 陈寅恪的做法是开倒车、落伍、保守 。 甚至还有人认为 ， 此举不仅是“逆欧化之潮流” ， 更是想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 ， 居心叵测 。
学生方面的反应也很激烈 ， 因为此前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题目 ， 对对子早被他们视为被历史淘汰的老古董 ， 很多人没有做准备 ， 因此很多人都答不好 。 “孙行者”这一联由姓氏、动词、虚词组成 ， 又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 因此比较理想的答案是“祖冲之”、“王引之”之类的名字 。最标准的应当是“胡适之” ， “胡孙”连在一起暗指“猢狲” ， 与苏东坡“前生恐是卢行者 ， 后学过呼韩退之”中的“韩卢”有异曲同工之妙 。 韩卢 ， 为犬名 ， 猢狲则为猴名 。
但在考试中 ， 只有少数学生能做出“祖冲之”、“王引之”、“胡适之”、“韩退之”之类的回答 。 很多人写的都是“猪八戒”、“沙悟净”、“唐玄奘”之类的 。 这些回答可谓是狗屁不通 ， 自然得不了几分 。 但这些想考清华的青年才俊 ， 没有反思自己的语文功底 ， 反倒怪起了出题者 。 因此 ， 陈寅恪不仅被“洋专家”、“洋教授”骂 ， 也被很多学生骂 。面对众人的围攻 ， 原本静守书斋的陈寅恪不得不发文对此进行解释 。 如在当年8月15日的《世界晚报》上 ， 陈寅恪便详细说明了自己出对对子考题的理由 。 但是 ， 被激怒的众人并未冷静地去听陈寅恪的解释 ， 各种不解、讽刺甚至是辱骂之声依旧不绝 。 对此 ， 伤心的陈寅恪没有再做解释 。此后 ， 陈寅恪专心扑在中国古代史及文化的研究上 。 面对着数千年未有的大灾难 ， 陈寅恪始终恪守着中华民族的史学传统 ， 他曾这样说道：国可以亡 ， 史不可断 ， 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它的历史 ， 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延绵不绝 。 当时 ， 陈寅恪的眼睛已高度近视 ， 近乎失明 。 但他仍潜心治学 ， 教书育人 。 在众多弟子中 ， 王力、季羡林、刘适是佼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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