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
10月13日 ， 《这就是中国》节目推出了一期讨论——新的思想解放 。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人民的受教育与认知程度 ， “思想解放”这样的词显得落伍、生硬、乏味 ， 被视为百年动荡时期的历史遗物 ， 看起来与当代博闻强识的青年、富足文明的城市格格不入 ， 但换一个词人们大概就会对此生出一点兴趣——新时代的思想启蒙 。
西方世界通过思想启蒙迎来腾飞 ， 而我们在腾飞过程中实现了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 。在20这个特殊的年份 ， 人们如梦方醒地意识到了这场浩大的、全民性的、历史性的时代变革已悄然发生 ， 而事实上 ，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13年就曾深刻辨析过中国的第三次思想启蒙 ， 他所论述的社会转变和思想转变正在七年后的当下一一应验 。
中国的两次旧思想启蒙邓晓芒教授从中国百年动荡中总结出两次思想启蒙 ， 第一次是54运动 ， 为中国跨越旧时代提供了革命思想源泉；第二次是十年动荡后的的思想解放运动 ， 实现了历史性纠偏 ， 避免中国走向当时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血腥屠戮或乱战、解体的悲剧命运 ， 步入平稳发展期 。这两次思潮有很多共性——都发生在中国社会生死存亡、亟待变革的时期；都由文化或政治精英领导 ， 最终演变成了造神模式；都迅猛狂卷 ， 也都惨淡消亡；都未能真正掀起彻底的思想变革；整个启蒙过程都贯穿着政治 ， 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两次思想解放的不同之处在于54运动转变成了救亡图存运动 ， 最终在动荡中告负；思想解放运动则成功了一半 ， 破除了民粹思想 ， 但没能给国家指引一条光明的发展之路 。
思想启蒙失败的原因欧洲的启蒙运动成功了 ， 但中国的前两次思想启蒙都以失败告终 ， 究其原因 ， 邓晓芒教授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都未成熟 。 真正的思想启蒙需要在稳定的社会和人群中发生 ， 但中国的两次思想革命都不在这个范畴 。从时机看 ， 当时的中国要么处于危亡之际 ， 要么急求发展 ， 人们注定要在战乱、生存和无休止的工作中挣扎 ， 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思考理论问题 ， 无法形成思想开花的土壤 。
从人群看 ， 每次指引启蒙运动的都是精英人群 ， 他们大都崇拜西方 ， 过于理想化 ， 高高在上 ， 脱离劳苦群众 ， 没有总结出一套真正适用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思想 ， 反而为了发展群众基础大声疾呼、谄媚民众 ， 最终演变成了民粹思潮 。从适配性来看 ， 中国的两次启蒙思想都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 ， 被拿到这片土地上生搬硬套 ， 无法实现融会贯通 。 种种条件都不合时宜 ， 注定两次思想启蒙都不会成功 。
邓晓芒的启蒙哲学邓晓芒教授认为 ， 西方启蒙运动代表康德将启蒙定性为民众思想觉醒 ， 自我理性提升 ， 简而言之就是开民智 。 但显然中国的两次启蒙都是精英独角戏 ， 民众扮演了乌合之众的配角 ， 完全主次颠倒 。以破除封建迷信和教条主义为目的出发 ， 最终却走上了造神与民粹之路 ， 本末倒置 。而每次变革又只效忠于权利 ， 对于人性的自我认知和思考没有促进作用 ， “开民智”反而变成了“闭塞民治” ， 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 ， 没能改变中国人的小农生活 ， 没能实现真正的启蒙意义 。
西方的思想启蒙不顺应主流意识形态 ， 是个性解放、个人思想独立的过程 。 那些思想最初引进中国时 ， 催生了一批先进青年 ， 他们反叛旧式婚恋观和旧式体制 ， 追求自我实现 ， 渴望平等新世界 。但这种思潮在儒墨道法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是无根之萍 ， 渐渐被功利和时代造就的激愤浸染 ， 最终失去原色 ， 从矫正主流走向了混乱无果的叛逆 。
先知先觉的哲学家给世人的告诫上世纪末 ， 中国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 ， 社会稳定、人民富足 ， 新旧思想与中西理论大幅度融合、推新 ， 民众不再受精英左右 ， 自身爆发出了强烈的思变渴望 ， 可谓凑齐了启蒙运动必备的天时、地利、人和 。敏锐的邓晓芒教授预示到一场启蒙大潮真的要来了 ， 他将其称为中国的第三次启蒙 。 身处这样一个历史变革的漩涡中 ， 他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启蒙建立范式和意识形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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