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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詹学达 | 泸西钱局街探秘( 三 )


乾隆帝将纳亲的建议下发给云南地方 ， 询问可否按建议实行 。云南总督庆复认为无法办到 ， 只好再次提出请求:一是减铸 ， 从原来的94炉减为55炉 ， 每年铸钱201640串；二是改变运输方式 ， 请求于广西府至板蚌一线 ， 设马站7站 ， 车站5站 ， 由官府自行运输钱文 。如此安排的原因在于云南牛马少 ， 且脚户畏惧广南府的烟瘴 ， 雇募百姓运输之法已无法实行 。惟有官府设立台站自行购买牛马方可运输；最后为了避免涨水和烟瘴问题 ， 请求把原来每年三月发运改为每年十二月初一发运 。
户部经过核算发现 ， 在云南铸造制钱 ， 再运到京师 ， 每串成本为0.991两 ， 而京师的宝泉、宝源二局的铸造成本为每串0.946两；另外广西府每年运京钱文共重258万余斤 ， 而相应的铜材只有170万余斤 ， 相对而言运铜比较容易 。基于以上两项原因 ， 清廷决定广西府在铸造完本年钱文后 ， 于乾隆五年(1740年)停止铸解京钱 。
经过一番波折 ， 乾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 广西府正式停炉 ， 官府将94名炉头 ， 1880名工匠遣散回籍 。根据远近 ， 每名炉头发给遣散费7000—10000串 ， 并且派兵护送；每名工匠发给工食钱1串左右；铸局原有房屋变价归公 ， 炉具登记封存交广西府衙门保存 。
广西府停止铸币之后 ， 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货币流通量的增加 ， 由于“官钱广铸流通” ， 以及民谣所诵“乾隆宝 ， 增寿考 ， 乾隆钱 ， 万万年”之语 ， 反映了当时钱币流通量之大 。乾隆帝下令加大京局鼓铸量 ， 并令地方各省复炉、增卯 。于是 ， 广西府在停铸十一年后 ， 朝廷命令恢复广西府铸币 。
《云南史料丛刊》载 ，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 ， 复设炉十五座 ， 年铸五百四十卯 ， 改为四色配铸 。每百斤用铜五十斤 ， 白铅四十三斤八两 ， 黑铅三斤八两 ， 锡三斤 。黑铅每百斤 ， 价银一两四钱八分 ， 脚银五钱 。锡每百斤 ， 价银二两九钱二分七厘 ， 脚银六钱二分六厘四毫零 。又原给炉匠工食钱一十二串 ， 改为给钱三串二百二十文八毫零 。带铸项下 ， 原给物料钱四百三十七文二毫零 ， 改为给钱三百二十二文零 。外耗项下 ， 原给官役廉食等项钱五串二百五十五文九毫零 ， 改为给钱四串零五十七文七毫 。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 ， 搭放兵饷每钱一串二百文 ， 扣收银一两 。除归还铜、铅本、脚外 ， 计获铸息银一万四千七百余两 。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 将白铅工本银二两 ， 改为给银一两八钱二分 。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 。除归还铜、铅本、脚外 ， 计获铸息银一万五千一百余两 。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 将白铅运脚原给银五钱 ， 改为给银二钱五分 。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 。除归还铜、铅本、脚外 ， 计获铸息银一万五千七百余两 。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 将白铅运脚原给银二钱五分 ， 改为给银五钱 。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 。除归还铜、铅本、脚外 ， 计获铸息银一万五千一百余两 。当年 ， 改广西府为广西直隶州 ， 八月底 ， 将十五座炉全行裁撤 ， 广西府铸币20年后又一次停铸 。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 ， 在广西直隶州再次恢复铸币 ， “复设炉八座 ， 照钱鼓铸 。年铸二百八十八卯 ， 共铸钱三万一百余串 。除归还铜、铅本、脚外 ， 计获铸息银八千余两 。”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 ， “减炉四座 ， 酌留四座 ， 照钱鼓铸 。年铸一百四十四卯 ， 共铸钱一万五千余串 。除归还铜、铅本、脚外 ， 计获铸息银四千余两 。”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底 ， “将四炉全行裁撤 。”
广西府铸币运京前后45年 ， 实际铸币29年 ， 是泸西历史上经济社会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 ， 给泸西留下了“钱局街” 。“铸币运京”只是钱局街的故事之一 ， 其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还需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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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詹学达 | 泸西钱局街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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