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绞痛”缘起：错失的黄金三十年( 二 )
1969年 ， 迁入大王基厂区的江南无线电厂王洪金的判断现在看来无疑是明智的 ， 虽然当年国内大批上马集成电路项目 ， 但大多数是分散而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 大量半导体工厂也处于散、小、独、弱状态 。 1977年7月 ， 刚刚复出主管科学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同志 ， 邀请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教工作者座谈会 ， 王守武发言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 ， 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 ， 只等于日本一家2000人的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 ”也是这一年3月 ， 江南无线电器材厂面临第二次重大抉择 。 王洪金带着总工程师车运洪等 10 多人 ， 从无锡奔赴北京与日本东芝进行谈判 。 就在几个月前 ， 国家决定从日本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和集成电路生产线 。 为了这条生产线的落户 ， 各地电子厂“各显神通”展开角逐 ， 王洪金自然不敢懈怠 。经过层层调研论证 ， 这条生产线最终花落江南无线电器材厂 。 可还没高兴多久 ， 问题就来了——仅仅为了一个产品执行标准 ， 厂里就吵的不可开交 ， 到底是死抱日本标准来规定生产 ， 还是以用户需求来指导生产?这个现在看来并不算问题的问题 ，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而言却是个巨大的思想挑战 。 最终在一批人的坚持下 ， 742厂选择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 正是这种计划体制大背景下朴素的“市场意识” ， 再一次让江南无线电器材厂脱颖而出 。此时 ， 全国已经兴起一阵引进国外设备的高潮 。 当年竞相上马建设的电子厂 ， 现在又竞相投资引进国外设备 。 仅1981年至1985年间 ， 全国就有33家单位不同程度引进生产设备 ， 累积投资13亿 。 然而由于引进的大部分是淘汰设备 ， 且没有配套的技术和管理 ， 导致最后只有寥寥数条线能真正投产 。当时的大背景是 ， 国家缩减对电子工业的直接投入 ， 鼓励各电子厂到市场上去自寻出路——被赶下海不久的电子厂 ， 缺乏科研能力和产业化经验 ， 盲目跟风一阵乱投 。 成功引进设备的企业 ， 也没有能力去吸收和消化技术 ， 更遑论二次创新了 。东芝生产线落户的5年后 ， 曾有日本负责人来中国了解情况 ， 发现生产工艺跟5年前相比没有一丝进步 ， 原本对转让技术还有一丝顾虑的日本人 ， 也放心地回去了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早期 ， 靠着一批海归精英、苏联顾问和国内技工队伍分别突破各项技术 ， 在科研攻关方面并没有落下太多 。 然而 ， 科研成果不等于产业化能力 ， 更不能代表批量化、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反观美国Intel ， 从创始初期就致力于打破研发和生产的壁垒 ， 日韩半导体的发展也是产学研高度融合的成果 。 中国人由于早期体制的原因 ， 更多时候将半导体作为科研项目突破 ， 却并未将其作为一个产业去培育和发展 。没有输在科研起跑线上的中国半导体 ， 却在产业化的竞赛中被甩开了距离 。追不上的摩尔定律为了解决“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 ， 有关领导部门将永川的24所迁出一部分科研力量到无锡 ， 与江南无线电器材厂组成产研联合体 ， 后来发展成为华晶电子集团公司 。 然而从后续华晶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看 ， 研发和生产的联结并不如人意 。不过 ， 这一场合并倒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造芯人才 。 华晶后来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黄埔军校 ， 为政府相关部门、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华力微电子、长电科技、通富微电等企业培育了不少于500位骨干人才 。在华晶的基础上 ， 国家计委和电子工业部在1990年提出“908工程” ， 目标是在“八五”期间将半导体技术提升到1微米 。 工程总经费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于华晶公司建设月产1.2万片的晶圆厂 ， 另外5亿元投给9家集成电路企业建设设计中心 。 这个工程在当时被全国寄予厚望 ， 是一场决心拉近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战役 。此时 ， 全球电子工业已经全面进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阶段 ， 摩尔定律威力凸显 。 所谓摩尔定律 ， 是Intel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的一条芯片产业发展著名规律 ， 即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电路数目 ， 每隔18个月就要增加一倍 。由此引申出反摩尔定律——卖掉与18个月前同样数量、同样性能的产品 ， 营业额就要下降一半 。 反摩尔定律倒逼所有芯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律速度 ， 任何一个技术跟不上的公司都会被淘汰 。在这一定律的鞭策下 ， 世界芯片格局风起云涌 ， 各芯片企业、乃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可以用惨烈形容 。1981年 ， 日本松下针对Intel推出竞品存储芯片 ， 导致Intel芯片价格从28美元直接杀至6美元 。 次年 ， 日本东芝投资340亿日元 ， 由川西刚带领1500人的团队开始实施“W计划” ， 3年后量产1MB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 并加码推出“价格永远低10%”的竞争策略 ， 将Intel打到破产边缘 。1985年 ， Intel在其卓越管理者格鲁夫的带领下做出“战略性转折” ， 放弃起家的存储芯片业务 ， 专注于个人电脑CPU ， 在另一条赛道上开始了所向披靡的征程 。就在中国决定实施“908工程”的同一年 ， Intel的386芯片搭载微软的Windows3.0系统 ， 彻底改变了计算机技术 ， 开启了垄断桌面端30余年的“Wintel时代” 。 同样在这一年 ， 韩国三星开发出世界上最早的256MB的动态存储器 ， 正式宣告超越日本技术 。 而在此3年前 ， 德州仪器的三号人物张忠谋回到中国台湾 ， 创办了一家专业代工生产芯片的公司 ， 名为台积电 。世界半导体风云瞬息万变 ， 我们的908工程却一直在“准备中” 。 光费用审批就足足花了2年 ， 从美国朗讯引进0.9微米生产线花了3年 ， 建厂再花2年——从立项到投产历时7年之久 。7年时间相当于4.6个摩尔定律周期 ， 意味着投产即落后主流技术接近5个世代 。 投产当年 ， 华晶公司即亏损2.4亿元 ， 巨额投资打了水漂 。更严重的后果是 ， 集成电路“八五”计划的失败 ， 让中国芯片又错失了5年时间 。 当华晶公司尚在0.8微米的卡点无法量产时 ， 世界主流制程已经发展到了0.18微米 。市场和计划两只手“908工程”的经费主要来自建设银行的贷款 。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利息加重了企业负担 ， 华晶由盈利单位变成了亏损单位 。 由于坏账严重 ， 华晶后来连债转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 最终被香港中资企业华润集团接盘 ， 改名为“华润微电子” 。 老一辈半导体专家朱贻玮谈及此事时说：“单纯依靠银行较高利率的贷款来建设芯片项目是行不通的 。 ”另一个被贷款利息所困的是首钢日电 。 1991年 ， 抱着“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决心 ， 首钢跨界进军芯片 ， 与日本NEC成立合资公司 。 但是 ， 中日双方加起来的入资总额不到总投资额的1/3 ， 其他资金基本来自境内外银行贷款 ， 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利息负担 。除了资金 ， 首钢日电还存在其他问题——技术完全由NEC提供 ， 主要客户也是NEC ， 首钢日电只是对着日本图纸生产 。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让企业几乎没有抗风险能力 。 当2001年的半导体危机重创NEC时 ， 首钢日电也立刻陷入困境 。 2004年 ， 首钢宣布彻底退出芯片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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