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高密度的大城市是否安全?陆铭、郑永年隔空发起观点交锋
:原题为_第一财经|高密度的大城市是否安全?陆铭、郑永年隔空发起观点交锋。
大城市和人口高密度对于城市安全有何影响?10月31日 , 在2020年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暨全球城市论坛(下称“论坛”)上 , 两位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隔空发起了观点的交锋 。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 , 大城市的人口高密度并不是一件坏事 。 研究结论显示 , 人口密度越高反而新冠病毒感染度更低 , 也会提高服务业比重 。
“根据我最近的研究测算 , 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是被低估的 , 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城市的人口密度没有下降得那么快 , 中国的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可以提高3~5个百分点 。 ”陆铭表示 。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则认为 , 中国城市化面临着包括超大城市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 中国要建很多城市群 , 但不一定是一味去扩大城市规模 。
高密度大城市会否不安全?
城市发展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是 , 高密度的超大城市会不会造成城市的不安全?
陆铭在论坛上表示 , 通过控制变量 , 分析距离、经济活动、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新冠疫情发生率的影响 , 实际是得出的结论是密度越高反而新冠病毒感染度更低 。
“第一个解释是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医疗水平越发展 , 第二是在高密度城市人口分工越精细 , 维持了在疫情期间即使不出门依然可以获得生活的便利性 。 ”陆铭说 。
陆铭认为 , 大城市的人口高密度并不是一件坏事 , 反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 。
根据陆铭的研究 , 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历史同期水平相比 , 服务业所占比重更低 。 从全球来看 , 服务业发展依赖于人口密度的提高 , 人口密度越高、城市化率越高 , 服务业比重就越高 。 但对中国而言 , 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较大的差距 , 一旦除去3亿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率 , 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还要再低30%左右 , 这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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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认为 , 如果因为这次的新冠疫情 , 大家认为城市密度是有害的 , 城市走向低密度模式 , “不仅对疫情的防控不会有正面效果 , 还会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将扭曲中国服务业占比不够的情况” 。 他认为 , 中国现在应该减少城市低密度的蔓延 , 特别是中国中西部的中小城市 。
“原来城市蔓延速度太快了 , 尤其是在人口流出而城市规模却在增加的地方 。 同时 , 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 让外来人口能够生活在更和谐、更加能得到关爱的、更有社会保障、更加安全的城市 。 最后就是有关土地配置的问题 , 在人口流入的地方 , 应当适当增加土地供应 , 来提供更多的住房 。 ”陆铭强调 。
郑永年通过视频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 他认为 , 中国城市化面临包括超大城市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 一味去扩大城市规模并不一定是好的发展路径 。
“我认为 , 要建立很多城市群 , 但不一定是一味去扩大城市规模 , 要处理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问题 , 发展和环境的问题、城市安全问题 。 ”郑永年说 。
郑永年认为 , 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会产生安全问题 。 大城市有大城市病 , 比如住房、交通 , 而往往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 。 他提出 , 除了发展城市 , 还要发展农村 , 把农村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 这需要制度的改革支持 , 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 。
关注疫后城市建设
疫后如何提高一个城市的免疫力 , 也是城市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命题 。
曾在疫情期间带医疗队亲赴武汉支持救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认为 , 宏观上要打造韧性城市 , 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 , 关注人民的大健康保障 , 关注老人、母婴的健康需求 , 特别重要的是关注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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