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楼|【海上记忆】昔日为争“外滩第一高楼” 曾有一场暗潮汹涌( 二 )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银本位制”(即以白银来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国家 , 我们在不少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中经常能看到银两、银圆等交易单位 , 其根源就来自于这个“银本位制” 。19世纪后期起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金矿的发现 ,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币制开始逐渐从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 , 此举在无形之间造成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 , 由此也就导致了国际银价的下跌 。至20世纪30年代初时 ,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依然采用着“银本位制” , 而银价的下跌仍是那时国际市场上的常态 。
1934年美国为缓解经济危机而推出的《购银法案》使得白银价格开始了一反常态的“逆势反弹” , 不明中国实情的美国政府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提高白银价格就可以提升中国这个银本位制国家的购买能力从而达到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 , 但事实上当时经济脆弱的中国非但没能在这个《购银法案》中获取任何益处 , 与之相反 , 随着大量白银在投机客们操纵下的持续外流 , 中国市场的银根紧缩与市面萧条却接踵而至 , 最后中国反倒成了美国《购银法案》最大的受害者 。而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白银风潮” , 当时中国银行的财务状况自然也是不容乐观 , 因此改“双塔”为“单塔”并降低主楼高度也就成了中行高管们不得已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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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夜景
那最终 , 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又怎么会略矮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的呢?笔者认为其中关键的一环我们还要从1935年发生在中国银行高层的那次大变动说起 。
1935年 , 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嘉璈因之前“拒绝认购国民政府为扩充军费而发行的国债”等原因被挤出了中国银行的核心管理层 , 取而代之的则是宋子文 , 至此原本受江浙财团掌控的中国银行也就此进入了由国民政府掌控的时代 。宋子文在对待“外滩中行大楼”的建造事宜上显然要比之前张嘉璈更加“务实”许多 , 而此时的宋子文也俨然已成为在“外滩中行大楼”建造一事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 。《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中向我们“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 , 该书中写道:“维克多·沙逊与孔祥熙私交甚密 。此外他每次来华都要专程拜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 , 宋子文则经常派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与他联系” , 如此宋子文也就有了与沙逊建立起联系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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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 , 曾经“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的话题可能与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建造楼层的限制有关 。建筑物的高度除了取决于它正向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之大小外 , 也与它侧向所面对空地或道路之大小有着密切的关联 , 外滩中行大楼与沙逊大厦虽然正向所面对空间大小相同 , 但沙逊大厦侧向所面对的南京路却比外滩中行大楼侧向所面对的现滇池路在宽度上要多出不少 , 所以外滩中行大楼在整体高度上要比沙逊大厦略低一些 。上述观点也仅供大家参考 。
当然无论上述哪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 外滩中行大楼最终“低人一等”的结果在很大层面上还是因为当年中国是一个“弱国”而导致的 。“白银风潮”重创了我们脆弱的经济 , 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看外国人眼色行事 , 租界内中国人不能自主等 , 或许这一切早已注定了外滩中行大楼在这场“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中无法取胜的宿命 , 而这样的历史 , 如今也早已一去不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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