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死”清扫师：人怎么可以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二 )
宫川的遗物：收集“飞机”照片的相簿在“废墟”中生活1988年以前 ， 宫川家的二层小楼曾经是一间社区诊所 ， 30年后 ， 这里成为宫川的“生活废墟” 。 宫川的父亲去世以前 ， 两人关系即已交恶 ， 一个住在一楼 ， 另一个住二楼 ， 相互不往来 。 10年前 ， 宫川的父亲去世 ， 两人至死没有和解 。 两个兄弟在东京生活 ， 和宫川几乎断了联系 。哥哥口中 ， 死去的宫川是一个“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也没什么朋友的人 。 ”但在翻找遗物的过程中 ， 何润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宫川的书柜里藏着厚厚的信件和贺卡 ， 收件人署名宫川一多 。 窗台上 ， 摆放着宫川精心收藏的陶瓷工艺品 。 一套包装完好的弓箭挂在墙上 ， 箭上刻着宫川的名字 。 最令何润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礼物 ， “一件粉红色的摆设 ， 内嵌心形图样 ， 旁边有一行英文的标注：情人节快乐！”种种迹象表明 ， “宫川不是他弟弟口中那个孤僻的怪老头——至少曾经不是 。 ”但坂田告诉何润锋 ， 宫川虽然拥有很多兴趣爱好 ， 但大多是弓道、DVD这样一个人就能享受的兴趣爱好 ， 还是与人没有交流 。宫川拥有一本相册 ， 里面收藏了许多飞机和鸟的照片 ， 不同的景别里 ， 鸟和飞机舒展开双翼飞翔着 ， 在何润锋看来 ， 这代表着宫川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的向往 。 “我可以主观地去解读 ， 这意味着他会想去拥抱这个世界 。 ”但在“孤独死”死者们普遍封闭的生活状况中 ， “拥抱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 。许多与外界无法交流的独居老人 ， 通过收集垃圾和杂物来满足需求 。 一位跟进过许多孤独死案例的日本女作家告诉何润锋 ， 她曾见过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 ， 家里堆满了报纸 ， 依赖这些扎成捆的报纸堆获得安全感 。 “日本很多老人靠捡垃圾让房间变得不再空旷 ， 充实的房间给人一种安全感 ， 而且冬天也不会那么冷 。 ”宫川也不例外 。何润锋和坂田一起爬进“废墟”中心 。 坂田指了指那些快要触碰到天花板的杂物 ， 告诉何润锋要小心 。 “许多独居老人捡垃圾 ， 大到废弃的家具 ， 小到报纸杂志 ， 都往家里搬 。 垃圾越堆越高 ， 很容易坍塌 。 不少独居老人就是因为被倒下来的垃圾砸中 ， 动弹不得 ， 最后慢慢死去 。 ”但某种层面上 ， 这些物品又附着一个人一生的回忆 。 楼梯的拐角处 ， 有一辆红色的儿童单车 ， 是宫川小时候兄弟三人的玩具 。 家人们出去游玩时拍的黑白照片塞放在角落 ， 此时已无人问津 。 遗物的价值让何润锋在处理时感到犹豫 。 他打开一个包装完好的瓷杯礼盒 ，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 又把它原模原样地装好 。 但师傅告诉他 ， 宫川的家人并未提出任何保留遗物的要求 ， 许多承载着宫川私有记忆的遗物 ， 都在门口那台垃圾车里被搅碎了 。走到二楼 ， 清扫后露出的一扇窗户让何润锋一时恍了神 ， 他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另一扇窗 。 那是1997年的5月 ， 何润锋和几个朋友去青岛旅游 ， 抵达时已是深夜 ， 舟车劳顿 ， 昏头睡去 。 第二天 ， 他被一阵鸟鸣吵醒 。 何润锋起床 ， 站在招待所左前方的一扇窗前 ， 阳光照进来 ， 天微蓝 ， 树叶婆娑着发出一些细微的声响 。很长一段时间 ， 何润锋都无法忘记那个窗口 。 “我想要的‘幸福建筑’ ， 就是一睁眼就能看到那扇窗 。 ”但6个小时以前 ， 宫川家的这扇窗正被杂物堵住 ， 阳光根本透不进来 。那一瞬间 ， 何润锋感觉到了悲哀：当宫川活着时 ， “堆积成山的垃圾 ， 你看不见任何生活的痕迹 ， 感觉在苟且地活着” ， 居住在这里的人去世后 ， 房间重新整洁起来 ， 生活的可能性才终于回到这里 。
82岁独居的和泉女士信号没有再发出何润锋17岁在北京读书 ， 7年后去香港读研 ， 陌生的粤语环境 ， 几乎交不到知心朋友 。 媒体的节奏快 ， 在香港工作时要频繁出差 ， 最忙的时候 ， “一年可能有大半年都不在香港的家 。 ”他时常感到孤独 。“你有了这个世界 ， 却失去了很多的亲密关系 ， 因为成长的环境就是你不断地跳跃过渡 ， 然后中国城市的流动越来越强 ， 你会发现很多人很容易孤独 。 ”在东京湾附近的一个社区内 ， 一些独居老人自发组织了一个类似“夕阳红”的协会——“樱花协会” 。 每周三下午 ， 他们约定着聚在一块 ， 打牌或唱K 。 互相排解寂寞的同时 ， 也留意着各自的身体状况 。 在与何润锋聊天时 ， 老人们“倔强”地说 ， 有这些老伙伴在 ， 自己并不怕“孤独死” 。樱花协会所在社区的管理人员告诉何润锋 ，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防止“孤独死”的发生 。 比如 ， 送报纸或牛奶的时候 ， 会放在每家的房门口 ， 如果第二天再去送的时候报纸和牛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 ， 就会敲门确认情况 。 碰到台风天 ， 或者有预警的恶劣天气 ， 他们会挨家挨户去敲门 ， 看看里面的人情况如何 ， 确认窗户有没有关好 ， 防止意外发生 。何润锋认为 ， 社工能做的也只是一种兜底工作 。 “这种关照是建立在一种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情感联结 。 ”对于宫川来说 ， 并不存在一个对外的情感交流通道 ， “只能选择保留最后的尊严 ， 用孤独来武装自己 。 ”实际上 ， 没有人能彻底解决一个人的“孤独困境” 。 和“樱花协会”的老人们聊完之后 ， 一个老头偷偷向何润锋表达心声 ， “我其实挺怕’孤独死‘的 。 ”因为就在不久前 ， 附近的社区出了一起“孤独死”案例 。何润锋曾去东京探访过一位名叫和泉的独居老太太 。 和泉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 ， 很早就搬去了埼玉 ， 留下她一个人住在两室一厅的家里 。 82岁的和泉早年间做过胃部切除手术 ， 身体虚弱 ， 常常担心自己有一天在家发生意外 ， 孤独地死去 。 有一天晚上 ， 和泉感到胸痛 ， 担心自己会在睡梦中猝死的她赶快给儿子打电话 。 “告诉他第二天一定要给我回个电话 ， 如果我没接 ， 就给我收尸 。 ”去世前 ， 宫川也曾给弟弟打过两人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 。 在那通“不明所以”的电话里 ， 宫川向弟弟喊了几句 ， 要说些什么 ， 却又什么都没说 。“什么时候你会没事给人打电话？”何润锋说 ， “（会在）你想让他知道你的存在 ， 你也想知道他的存在（的时候） 。 ”在那个时刻 ， 宫川将电话挂断 。 那个试图与亲人建立联系的微弱信号发出后 ， 被快速收回 ， 并最终没有再次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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