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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更可能持有偏见？( 三 )

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更可能持有偏见？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美国 ， 满足产生严重暴动条件的地区与拥有大量被排斥族群的移民的地区是恰好重合的 。 例如 ， 1832 年波士顿发生了宽街（Broad Street）暴乱 ， 当时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口大幅剧增；1943年洛杉矶发生组特装暴乱时 ， 正值墨西哥劳工大量涌入之时 。 同年 ， 底特律也发生了暴乱 。 芝加哥接下来发生的种族问题似乎与黑人人口密度的日益增加密切相关 。 在芝加哥 ， 一平方英里内居住着9万黑人 ， 有时平均17 个黑人才对应一个房间 。 而黑人人口正在以每10年增长10万的速度扩张 。为了削弱这一因素造成的影响 ， 有人认为 ， 如果少数群体的成员作为个体分散开来（而非成群聚居） ， 就不会遭受如此之多的敌意 。 而黑人居住状况的研究者韦弗（Weaver）认为 ， 根据他的经验 ， 当单独的一个黑人或几个黑人家庭作为独立的个体迁入中高收入住宅区时 ， 人们对其的排斥情绪是逐渐下降的 。 帕森斯（Parsons）指出 ， 犹太人的集中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经常聚居 ， 还体现在从事特定的职业之中 ， 他的假设是：如果犹太人可以在社会结构中平均分布 ， 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可能会有极大的缓解 。然而 ， 促成少数群体的分散是很困难的 。 出于经济和社会性的原因 ， 来自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倾向于聚集在一起 。 迁入北方城市的黑人只能在黑人人口已经很密集的区域找到住房 。 随着集中度的增加 ， 出现了一个平行社会 。 新的少数群体在原有的社区中间构造起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教会、商店、俱乐部、警卫队的社区 。 这种割裂彰显了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 ， 并往往使恶劣的局面变得更糟 。 职业的固着化可能会加剧这一局面：意大利人都被看作推着小车叫卖的商贩、修鞋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 。 犹太人则只在当地对其开放的那些职业中工作：零售业、当铺、服装厂工人等等 。这种聚居在特定社群、次级社会 ， 集中于特定行业的趋势大大增加了主流社会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 。 这使双方始终处于对彼此一无所知的状态 ， 而正如我们所见 ， 无知是激发偏见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所有其他社会文化规律一样 ， 关于人口规模和密度的规律也不是独立运作的 ， 而是需要与其他要素共同发挥作用 。 我们假设来自新斯科舍省的移民迅速涌入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城市 。 他们所遭受的偏见肯定远比不上相同数量的黑人移民所遭受的偏见 。 一些群体似乎比其他群体更具有威胁性— 这可能是由于该群体本身具有更多的差异 ， 或这些差异的可识别度更高 。 因此 ， 人口密度日益增长本身并不能够充分解释偏见 ， 它只是加剧了已然存在的偏见的强度 。直接竞争和现实冲突我们经常提及 ， 一个少数群体的某些成员可能的确具有令人反感的特质 ， 并考察过“应有的名声”理论 。 现在 ， 我们必须检视一项与之紧密相关的主张— 即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 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说：“冲突不可能是绝对必要的 ， 人们可以使用仲裁的方式 ， 或找到能够调和各方利益 ， 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 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做—在理想状况下 。 我们要说的只是利益和价值观在现实中的确会发生冲突 ， 并且这些冲突本身并非偏见的案例 。在过去的一些时候 ， 由于新英格兰的工业城镇需要廉价劳动力 ， 中介代理就安排了大量的南欧移民来满足需求 。 这些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最初到达时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 因为他们的到来暂时性地充实了劳动力市场 ， 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削减 ， 并增加了既有工人的失业率 。 尤其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 ， 人们对竞争很敏感 。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 ， 每个民族都在行业内找到了自己的分工 ， 并站稳了脚跟 。 依据柯林斯（Collins）的报告 ， 如今在许多新英格兰的工厂 ， 行政管理与工厂股份均由本地人管控 ， 而监督和基层管理则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控制 ， 工人则是新移民来的南欧群体 。 人们默认了这一不成文的社会结构 。 但是在这一稳定局面产生之前 ， 可能出现过一段激烈而充满敌意的竞争时期 。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更可能持有偏见？
2017年美国极右翼夏洛茨维尔集会人们经常会说 ， 黑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构成了实际的威胁 ， 因为二者都在竞争同样的工作 。 然而 ， 严格来说 ， 工作机会上的对抗并不存在于群体之间 ， 而纯粹是个人层面的竞争 。 从来都不是有色人种群体性地抢走了白人群体的工作 ， 而只是某个个体（无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首先得到了工作 ， 使得其他个体失去机会 。 将这种冲突称作“现实存在的” ， 只能说明 ， 我们将其看成了一个种族问题 。 当移民或黑人“工贼”进入工厂工作时 ， 人们对这些“抢走我们工作的人”的敌意上升为了种族矛盾 ， 尽管其肤色和原国籍对于其中涉及的经济冲突而言 ， 只是个偶发因素 。只有当给定少数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具备以下属性时 ， 我们才能够将其视为现实的威胁：不愿参加工会 ， 愿意在安全和健康状况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 ， 在一切方面都比本地人要价更低 ， 交税非常少 ， 容易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 ， 有传播疾病或犯罪的倾向 ， 不断攀升的出生率 ， 低生活水准 ， 不合情理地拒绝同化 。我们必须承认 ， 在群体间纠纷中 ， 区分现实冲突和偏见是极为困难的 。 让我们考虑下面这个事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案例 。 1941年12月7日 ， 日本军队轰炸了珍珠港 ， 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了实际的威胁 。 美军立即做出了反抗 ， 并进入了战争状态 。 在这一事件中并未涉及偏见 。 然而 ， 不久之后 ， 针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就接踵而至 。 没有任何一例关于日本人暗中破坏美国社会的流言得到了证实 ， 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搬迁计划也是残酷而无必要的 。 与此同时 ， 美国对日本普通民众的看法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模式：他们都是些“老鼠” ， 只适合被消灭 。 因此 ， 从冲突的现实核心开始 ， 迅速发展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情结 ， 这对处理实际问题毫无帮助 。 （更利于赢得战争的举措应该是让日裔美国农民继续粮食生产 ， 这样还能避免迁移和关押他们所需的花费 。 ）尽管做出这样的区分很难 ， 但我们认为 ， 在处理任何特定的民族冲突或少数群体之间的经济冲突时 ， 对局势进行理性分析通常是可能的— 这样 ， 我们就可以将局势中固有的竞争因素和与之伴生的偏见区分开 。剥削优势在前一章中 ， 我们简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即资本家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所剥削的无产阶级而助长偏见 。 如果我们对这一理论在经济层面之外进行推广 ， 即剥削发生在很多层面 ， 任何形式的剥削都会导致偏见 ， 这一理论就会变得更可信 。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针对反犹主义提出了一种剥削理论 。 他指出 ， 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 ， 始于19世纪70年代 ， 这时工业与铁路成为财富之源 。 这一理论认为 ， 大亨们感到他们所掌握的新权力并不十分符合美国的民主信仰 。 所以 ， 他们企图将问题转移至别处 ， 让人们认为犹太人才是真正的恶棍 ， 是犹太人导致了经济上的漏洞 ， 策划了政治上的欺骗 ， 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堕落 。另外 ， 有人可供俱乐部和住宅区排斥驱逐 ， 有人可以充当贱民阶层 ， 使暴发户和势利鬼可以尽情踩在脚下 ， 也是件方便的事 。 反犹主义因此也成了“特权的掩护” ， 一个便捷的合理化借口与逃避责任的方式 。 暴发户们鼓动劳工们接受这一流言 ， 并将自己遭遇的问题归咎于犹太人 。 这样做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工厂主的行为上引开了 ， 使得工厂主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压迫性规则 。 资本家资助了这一流言的传播 ， 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犹太人的不善行为上 。 这一剥削理论认为 ， 偏见为资本家的剥削带来了一系列各种收益：经济优势 ， 社会层面的权势地位 ， 以及一种道德优越感 。同样地 ， 针对黑人的剥削也存在许多形式 。 他们被迫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 ， 为雇主带来了经济收益 。 针对黑人的双重标准使得白人男性能够接近黑人女性 ， 却不允许黑人男性接近白人女性 ， 这让白人男性获得了性收益 。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黑人在智力上更低一等 ， 这使白人在面对黑人时自然而然地获取了一种地位上的收益 。 黑人也许会因为被恐吓或嘲讽将自己的选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 或干脆放弃投票；白人从中获取了政治收益 。 因此 ， 从剥削理论的角度出发 ， 我们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解释黑人处于当下地位的原因 。 几乎所有白人男性都能从黑人身上攫取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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