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种焦虑，还是多一个选择？起底跳绳培训班( 三 )
农科院附小的同学参加海淀区跳绳比赛 。 唐雪鹏 供图如此 ， 商业化的培训机构也并非“指挥棒”的唯一导向 ， 也不是解决“应试”需求的唯一途径 。 而单就跳绳来说 ， 考试带来的驱动力 ， 确实达到了让更多小朋友参与跳绳活动的目的 。热潮的反面而在黄亚玲教授看来 ， 与其对“跳绳值不值得培训”发出质疑 ， 跳绳培训火爆所反映出的巨大需求更值得关注 。在她看来 ， 这样需求的满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家庭、学校、社会……在家庭和学校还不足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的情况下 ， 需求自然需要其他方式转移 ， 并流向最能适配需要的地方 。 而以市场的表现来看 ， 这个地方目前为止 ， 就是商业化的培训机构 。
参加跳绳培训的小朋友 。 钟水军 供图唐老师谈及跳绳社团未来发展时提及 ， 计划将跳绳社团扩大到更大的规模 ， 但是场地限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方面 。 “80人左右吧 ， 是以当前配置下可以控制的规模 。 ”同时他也提到 ， 常规体育课堂中 ， 跳绳是作为热身活动进行教授的 。这样的规模显然无法覆盖所有需要 。 黄亚玲教授也表示 ， 这种需求也不应该完全“压”在学校身上：“把这些东西都压在学校 ， 那减负根本减不下来 。 另外如果课堂内容完全以考试为导向 ， 反而容易让学生对于学习的内容产生疲劳感甚至反感 。 现在什么都讲‘进校园’ ， 还要考虑升学率 ， 学校压力太大了 。 ”从这一点看 ， 商业化跳绳培训的兴起无可厚非 。 黄亚玲教授则提醒说值得反思的是应该有多更元化的选择和服务：“需求首先是多元化的 ， 有些孩子可能需要的是学会跳绳 ， 及格就好；有些家长可能想要求最优 ， 达标的基础上还想有进一步的表现等等 ， 而这些需求不可能都通过学校来解决 。 所以我们说应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 ， 多元化的服务主体来满足需求 。 ”
资料图：图为学生在杭州一培训班突击备战体育中考 。 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因此 ， 当需求显现时 ， 相比“跳绳应不应该有培训班”这样的疑问 ， 需要思考的恐怕应该是“满足需求的主体、方式、渠道是否多样” 。而黄亚玲教授看来 ， 在市场证明了巨大需求存在的情况下 ， 学校早已有所投入 ， 市场也已经闻风而动 。 而与市场火热相反 ， 社会公共体育服务方面为解决这种需求所提供的能量明显不足 。 培训机构的受追捧 ， 因为它们几乎是“校家”之外 ， 青少年体育需求的唯一“倾泻口” 。而此前对《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进行解读时 ，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就明确提出了“充分调动师生校家”各方主体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积极性”的要求 。 而单就跳绳活动展现出的态势看 ， 师生足够重视 ， 校、家足够积极 ， 社会方面则应当成为进一步解决需求的未来方向 。
资料图 。 图为北京一社区内进行的2020年北京市青少年体质促进趣味运动会 ， 开展社区青少年的健身普及活动 。与之呼应的 ， 2018年由7部门联合印发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中 ， 就提出了“青少年体育发展壮大”及“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培训广泛开展”的要求和目标——“从青少年的角度说 ， 我觉得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可以大力发展 ， 由政府购买服务 ， 为青少年提供指导；一些社团组织、民非组织 ， 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其他比如专门发展一些面向青少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 。 我觉得社会体育组织应该是青少年在校外参与活动的最有效途径 。 ”黄亚玲教授介绍说 ， 在21世纪初 ， 中国曾经有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尝试 ， 但因种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 。 但如今体育正在青少年的教育和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 也应该让人们的眼光重新落回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学校、家庭再加上其他方面 ， 大家一致起来 ， 问题就好解决 。 ”她展望道 。（原题为《跳绳培训班：多一种焦虑 ， 还是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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