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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三 )

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孙膑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 诞生于那个时代的兵学著作 ， 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 ， 那就是都将战争军事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的整体问题 ， 而不是看作单纯的军事问题 。 这一最基本的整体研究立场 ， 使中国古典兵书的战争思想与军事思想表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高度 ， 为国家对战争现象的整体把握 ， 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精神资源 。具体地说 ，《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是《始计》 。 什么是“始计”？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的思索 ， 那时称为“庙算” 。 用今天的话说 ， 就是在战争还处于静态出发点时的总体战略运筹 。 这一运筹的最高原则 ， 就是开篇第一句话 ， “兵者 ， 国之大事也 ， 死生之地 ， 存亡之道 ， 不可不察也” 。 应该说 ， 这个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的对战争现象的最高境界的审视 。 战争对军人而言 ， 是“死生之地”；战争对国家民族而言 ， 是“存亡之道” 。 唯其如此 ， 战争才是“国之大事” ， 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同样 ， 《司马法》一开篇就提出了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制止战争 ， 此所谓“以战止战” 。 同时 ， 《司马法》还提出了国家对于战争所应该保持的最高基本原则：“国虽大 ， 好战必亡；天下虽安 ， 忘战必危 。 ”产生于战国末期 ， 并对秦始皇帝驾驭统一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尉缭子》 ， 更对国家掌控战争的战略意识 ， 提出了四重境界与四大原则 。 四重境界是： “王国富民 ， 霸国富士 ， 仅存之国富大夫 ， 亡国富仓府 。 ”这就是说 ， 战争胜负的根本 ， 是由国家总体治国状况决定的 ， 而不是单纯由军事决定的 。《尉缭子》提出的四大原则是：其一 ， “富国先于强兵”的原则 。 《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治军以富国为先 ， 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 ， 民不发轫 ， 兵不出暴 ， 而威制天下；是故 ， 兵胜于朝廷 。 ”这是说 ， 强军以富国为条件 。 富国 ， 则是国家战略才能达到的目标 。 所以 ， 军事的强大与战争的胜利 ， 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方向 ， 取决于朝廷最高战略 ， 而不仅仅取决于军队 。其二 ，“励士厚民”的原则 。 《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民为战威之本 ， 民有必战之心 ， 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 ， 民也；民之所以战者 ， 气也；气盛则斗 ， 气夺则走；是故 ， 励士厚民为强军之本 。 ”也就是说 ， 激励将士 ， 厚待人民 ， 是军队强大的根本 。其三 ， “法为治军之本”的原则 。 《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审法制 ， 明赏罚 ， 便器用；修我号令 ， 明我刑赏 ， 而天下无敌矣！”这是统率治理军队的法治原则 。其四 ， “不赖外援 ， 量力而战”的原则 。 《尉缭子》的这一原则 ， 是专门针对以国家利益换取战争援助的依赖心理提出的严厉批评 。 他说：“今国之患者 ， 以重金出聘 ， 以地界出割 ， 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 ， 实则数万 ， 且不作头阵先战 ， 终不力战；如此 ， 天下诸国助我 ， 何能昭吾士气哉！是故 ， 国必量力而战 ， 不赖外援 。 ”这既是立足自己力量而战胜强敌的胆略 ， 也是战争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思想：不是拒绝外援 ， 而是不能将生存寄希望于外援 。显然 ， 这些兵家原则都是涉及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 。 但是 ， 它们都不是寻常的军事家与军事著作考虑的问题 。 在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 ， 只有中国的古典军事家具有如此广阔的视野 ， 有从最基础意义上审视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一高远的视野 ， 正是这一深刻而独到的思维方式 ， 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事著作 ， 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天宇里放射着永恒的光芒！那么 ， 前三千年对外战争的实践把握 ， 又是什么样的呢？由于生存地域的广阔 ， 从黄帝、炎帝时代起 ， 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 。 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 ， 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 。 从夏王国开始 ， 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 ， 就是适可而止的 。 在夏代初期 ， 夏启南征苗部落 ， 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 ， 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 。 应该说 ， 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 ， 有限扩张了 。 此后 ， 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 ， 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 ， 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 ， 撤退军队 ， 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 。 应该说 ， 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 ， 有限扩张 。后来 ， 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山东淄博原山森林公园内的齐桓公铜像再后来 ， 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 ， 强力反弹 ， 有限扩张 ， 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 ， 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 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历史证明 ， 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 ， 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 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 。 具体地说 ， 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 ， 等等方方方面面 ， 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归纳起来 ， 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 ， 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 ， 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 ， 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 ， 大约有四种情况：其一 ， 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 ， 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其二 ， 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 ， 以不同的文明形态 ， 聚居于华夏地域；其三 ， 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其四 ， 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 ， 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 ， 是最为普遍的现象 。 其发生的概率 ， 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 。 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 ， 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 ， 其间 ， 极为重要的原因 ， 绝不是战争的结果 ， 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 。 可以说 ， 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 ， 截至战国末期 ， 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 ， 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 ， 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 ， 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 ， 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 ， 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 ， 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 ， 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 。 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 ， 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 。 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 ， 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 ， 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 ， 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 。 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 ， 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 ， 楚国对诸多苗族人口中 ， 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 。 秦帝国建立之后 ， 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 ， 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 ， 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 ， 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 ， 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 。 这一点 ， 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 ， 得到了典型验证 。 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 ， 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 ， 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 ， 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 ， 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 。 但是 ， 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 。 更重要的是 ， 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 ， 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 。 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 ， 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 ， 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 ， 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 ， 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 。 在世界大民族中 ， 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 ， 在久远的时代 ， 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 。 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 ， 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 。 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 ，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 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 ， 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 ，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 ， 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 ， 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自黄帝、炎帝开始 ， 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 。黄帝、炎帝、蚩尤三大族群之间的战争 ， 促成了我们诸多特大族群之间最早的联盟政权的建立 。 之后 ， 历经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帝 ， 我们的联盟政权日渐紧密与成熟 。 终于 ， 我们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 ， 创建了最初的邦联制政权 。 相比于之前的松散联盟 ， 向相对紧密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 。 殷商时代 ， 我们又迈出了一步——成熟的邦联制国家 ， 华夏族群的同一性更为紧密了一些 。 西周时代 ， 我们迈出了更大的一步 ， 跨越到了联邦国家的新时代 。 虽然 ， 西周仍然是诸侯制；但是 ， 国家与文明统一的程度 ， 显然都是更为紧密了 。春秋、战国两大时代 ， 华夏世界以脱离王权的历史形式探索着走向更高统一的历史道路 。 这五百余年中 ， 华夏世界对统一王权的沦落造成的现实灾难 ， 有了更为清醒、更为自觉、更为普遍的历史反思 ， 统一思潮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形式表现了出来 。 同时 ， 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 ， 战国七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争取统一中国的资格竞争 ， 接踵而来又连绵不断的变法浪潮 ， 正是这一资格竞争的现实表现 。历史的选择是 ， 当时的秦国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变法 ， 建立了战时法治社会 ， 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最高文明水准的国家 ， 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 历史实践的进展是 ， 秦国在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强大 ， 百余年之后 ， 终于在战国末期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进程 。 历史的结果是 ， 公元前221年 ， 秦统一了中国疆域 ， 建立了秦帝国统一政权 。 同时 ， 秦帝国又统一了中国文明 ， 创建了华夏世界新的统一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三千年中 ， 华夏世界追求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 ， 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 ， 华夏世界形成了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这一文明基因的形成 ， 既出于对分裂灾难与统一利益的直观认识 ， 也出于对统一国家与文明发展关系之间的自觉认识 。 一方面 ， 华夏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诸侯分治的灾难中对分裂割据的危害性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 ， 华夏世界又从统一国家经验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实现、对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维护与推动 ， 产生了深刻而清醒的自觉认识 。 这样的双重互动 ， 形成了我们民族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 ， 也形成了坚定的反分裂精神 。秦帝国之后 ， 这种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 长久地传承了下来 。自秦帝国之后 ， 中国民族先天禀赋中蕴涵的那种强烈的群体精神 ， 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统一精神 ， 始终融合为一体 。 其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性、坚定性 ， 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 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 ， 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 ， 政治哲学家老子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尚一 。 老子的说法是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一”是什么？说法多多 。 最基本的理念 ， 就是万物同出一源 ， 一者 ， 万物之源也 。 这个“一” ， 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 ， 无疑是国家的统一 ， 无疑是权力的统一 。 中国人的意识里 ， 治权方面 ， 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 ， 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 。 中国人的传统理念 ， 是嘲笑“龙多主旱”的 。 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 ， “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 。 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 ， 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 ， 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 。 否则 ， 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 ， 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 ， 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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