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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探寻中华文明记忆，从这里说起 ——听考古专家栾丰实教授谈中华文明探索的几个要素( 二 )


对城址的研究 ， 聚落考古是目前常用的一种方法 ， 即从聚落的空间分布、聚落内部的房址布局、墓地和墓葬等判断聚落结构、社会分化 ， 从而区分古代社会的复杂程度 。 “早期的国大概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规模 ， 从结构上看 ， 县城下面有乡镇、再往下有村子 ， 从整个聚落角度看是一个三级聚落 。 但它是不是构成一个领导与被领导 ， 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 是不是可以划分为不同阶层 ， 这要从具体的遗址揭露来看 。 房子的大小、墓葬的大小及相互关系等也反映社会分化、贫富与等级 ， 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可以研究古代文明的演进以及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 ”栾教授解释 。
史前城址的大量出现 ， 本身就标志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 至少物质财富已有相对的剩余 。 毫无疑问 ， 在任何时候修筑城垣都将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 ， 况且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一般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 。 因此 ， 城址的修筑绝非一村一寨之力所能为之 ， 而只能是成千上万的人力在长时间内劳动的结晶 ， 这清楚地表明当时的氏族公社或部落集团已经具有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和营造大规模工程的物质基础 ， 它理所应当成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
青铜器：阶级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 ， 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 ， 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栾教授指出：“由于青铜工具的生产效率远胜于石器 ， 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 ，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古代都邑的产生 。 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 ， 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 ， 冶炼业发展的结果 ， 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进步 。 ”这种良性循环 ， 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青铜的大量铸造 ， 使人类的历史从很久以前就有了一种厚重感 ， 它的冶铸和使用作为文明的衡量标准之一 ， 也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程度 ， “因为青铜器的制作工序复杂 ， 需要协调多方面的人力、物力 ， 同时还需要专业人士从事生产；其次青铜器的分工伴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和阶级分化 ， 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又促进了早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发展 。 ”作为文明物化形式的青铜器 ， 还是社会成员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 “从出土青铜器的墓葬和遗址来看 ， 拥有青铜器的多为社会上层人士 ， 尤其是青铜礼器和大型青铜兵器均出土于贵族的墓葬 ， 而社会下层人员中并未发现 。 ”栾教授说 。
青铜器不仅是实用之器物 ， 也是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物化”见证 。 “古代铸造的某些青铜器 ， 除了有复杂纹饰和图案 ， 甚至还有长短不同的铭文 。 记载着当时的历史事件等内容 。 ”因此 ， 青铜器为古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经济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史料 。 每一件青铜器自铸造之日起 ， 便伴随着人类的时代发展 ， 走向深广的历史长河 ， 都是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地图 ， 记录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密码 。
中华文明与齐鲁文明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 文字、礼制、陶器等众多因素的产生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也同等重要 ， 上文只是描述了中华文明探索的冰山一角 ， 如日本学者贝冢茂树还提出用文字、城市和青铜器三要素作为文明社会的衡量标准 ， 后来随着社会复杂化 ， 礼制、玉器等多种文明要素也加入进去 。 “目前很难找到一个放在全世界都成立的标准 。 ”栾教授指出 ， 因为一个社会的构成因素包罗万象 ， 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一项繁琐复杂的大工程 ， 所以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也不仅是农业、城市或青铜器等其他类别单独某一要素的作用 ， 而是多种文明要素共同进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 。
另外 ， 探索中华文明过去的记忆 ， 离不开对齐鲁文明研究 。 栾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 ， 齐鲁文明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无论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思想 ， 还是齐鲁大地考古发现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 ， 都共同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变迁 。 ”20世纪以来 ， 山东地区大量史前考古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使我们发现 ， 这片齐鲁大地上 ， 不仅存在着从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 再到龙山文化 ， 直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岳石文化 ， 这样一个在文化传统演变上一脉相承又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 ， 而且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众多的城堡遗址和标志着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图象文字、陶文以及生产的大量精妙绝伦的蛋壳黑陶及各种手工饰品 。 这种文明发达的史前文化 ， 为研究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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