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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里的“植物人”
提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许多人不是想到后母戊大方鼎那样的青铜重器，就是《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书画长卷。
而在上山遗址考古公园，如果要说最贵重的镇馆之宝，就是一粒“万年米”，只能通过放大镜去观察其细微之处。但是，它的分量不亚于一件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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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一粒米，上山遗址出土
它是2005年由赵志军等学者通过浮选法发现的。浮选法原理很简单，把土样放入水中，比土壤颗粒比重小的炭化植物遗骸就会浮出水面，但是，付诸实践还需要专业的设备和认真的操作。
赵志军是首次向国内学术界系统介绍植物考古学的学者。此后，中国考古队伍里也多了一批被戏称为“植物人”的植物考古学家，迎接他们的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
数次遇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郑云飞研究员，他总是坐在一台双筒显微镜前，观察出土的稻米标本，着重观察它们的“小穗轴”。
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谷可以自然脱粒，因此稻谷和小穗轴的接触面是光滑的，但是栽培稻失去了自然脱粒的特性，因此，接触面上就有人工脱粒的“疤痕”。通过这一特征，考古学家发现，在上山遗址群中出土的小穗轴，接触面既有光滑的，也有留疤的，这说明一万年前，先民已经在驯化水稻。
吕厚远团队则致力于植物硅酸体研究。高等植物根系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时，也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硅，最终充填在细胞组织中。这种只有5-100微米大小的二氧化硅胶凝体，对于植物考古来说优点多多：产量高、分布广，抗高温、抗风化，植物分类意义明确，有着可发现、可保存、可鉴定的优点。而且植硅体内还含有有机质碳，是全新的测年材料。
放大后的水稻植硅体如同一把把“小扇子”，顶端是鱼鳞状的纹饰。吕厚远团队发现，野生稻植硅体的纹饰小于9个，而驯化稻的纹饰则多于9个。
在上山遗址第8文化层，他们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它与野生稻的植硅体已经存在明显差别，其测年为距今9400年。而根据驯化速率，学者推断先民开始驯化水稻的时间不会晚于距今一万年。
“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学者运用的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方法，已经进入了欧美多所大学教科书或者教学手册，吕厚远也参与编写了《世界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标准》，负责黍、粟和稻的内容。
“农业起源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探索的交叉前沿问题。”吕厚远说，多学科研究确定，玉米、南瓜源于中南美洲，小麦、大麦源于西亚，而麦、黍、水稻源于东亚。中国东部则是东亚农业起源的核心区，拥有两套独立发展的农业体系，孕育了世界上唯一连续演化的文明——中华农耕文明。
而之所以先民选择这些作物，吕厚远说，从全国植物考古看，这也有个过程，人们利用植物种类先从坚果类木本植物开始，然后发展到双子叶草本植物、单子叶草本植物，最后到禾本科植物，很可能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季节性作物，成熟快，能适应快速气候变化，其果实也方便储存。而南方多雨气候则更适合水稻生长。
根据500处稻作农业遗址，科学家画出了水稻走向全国的路线图：一万年前，从上山文化区（长江中下游）起源，9000-8000年前传播到河南和山东，7000-6000年前传播到关中盆地，5000-4000年前传播到西南，约4500年前传播到台湾。
相关的探索还在继续。郑云飞介绍说，像上山遗址群中的永康市湖西遗址、仙居县下汤遗址，应该是稻作起源的下一步突破点。下汤遗址的植硅体分析已经启动，让他惊喜的是，“整个地层中都铺满了水稻植硅体”。
而北大团队在义乌桥头遗址也传来了好消息。邓振华说，之前上山遗址群中，只有上山遗址和湖西遗址发现了极少量的碳化稻米等水稻相关遗存，此次，他们在桥头遗址大量取样，发现了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大量稻作遗存。“桥头的样品给了我们一些激动人心的成果，上山时期可能比较早地完成了水稻驯化，但更为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驯化过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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