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无法中榜的士人来说 ， 他们的出路十分有限 。科举失意以后 ， 不少文人（尤其是那些颇有才名者）都会远走河朔 ， 在军阀手下当幕僚 ， 走一条“曲线救国”之路 。藩镇军阀 ， 与这些落魄文人有同样的心境 ， 那就是对现实不满 。这两股对现实不满的力量相互结合 ， 对原本的秩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
汲取了唐代前车之鉴的宋朝 ， 在重文轻武的同时 ， 大量启用士人 ， 让读书人的出路更多 。即便是多年不中的倒霉蛋 ， 亦能得到中央倾向性政策的支持 ， 通过其它途径混到“铁饭碗” ， 所以 ， 宋朝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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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亡于开边政策
不少朋友认为 ， 唐朝皇帝（尤其是李隆基）穷兵黩武 ， 开边过度 。还有不少人拿出了开元时期的军费记录 ， 用以证明开边过度耗空国库的说法 。
为什么这种说法不见史学家提及？
这是因为唐代的军费开支再多 ， 也不会拖垮国家经济 。我们不妨拿出唐代前后的汉、宋两朝 ， 通过对比就能发现唐朝的军费开支不算多 。众所周知 ， 自天宝到开元 ， 唐朝经济始终处于富庶的上升期 ， 因此李隆基执政时期中央的军费开支实属九牛一毛 。
况且 ， 唐朝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 ， 所以在许多对外战争中非但不会耗费大量军费 ， 还会凭借占地的资源发一笔财 。这套策略 ， 对国内经济反而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
笔者发现 ， 很多朋友对唐廷穷兵黩武这一点的认识并不全面 ， 将这种现象的成因归咎于皇帝个人 ， 亦或是归咎于某个贪功的将领 。
根据史料来看 ， 当时的确存在不少想要去边疆立战功的将士 。例如 ， 王忠嗣持重安边 ， 可他手下的兄弟却觉得跟着王忠嗣混没有什么前途发展 ， 对他离心离德 。为了安抚麾下的将士 ， 老成持重的王忠嗣不得不采取一些激进的对外政策 ， 在确保胜利的情况下发兵攻打辖区外的少数民族 ， 让手底下的将士获得升迁的机遇 。
然而 ， 这些贪功的将士毕竟只是少数 。
相比于常年混迹于边疆 ， 指望着用军功博前途的士兵来说 ， 内地的士兵往往有偏安的愿望 。随着唐朝和平日久 ， 内地逐渐出现了“不识兵戈数代人”的状况 ， 距离中央较近的地方军甚至连怎么打仗都忘了 。安史之乱爆发之际 ， 内地的守军还闹出过这样的乱子：叛军的军号一吹响 ， 便有被吓破胆的守军在城墙上跌落下来 。
《仁本第一》有云：“故国虽大 ， 好战必亡；天下虽安 ， 忘战必危 。”
安史之乱中 ， 我们能看到“好战”的边军及“忘战”的中央军 ， 这一时期的大唐可谓兼具“好战”与“忘战” ，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处于危亡已是大势所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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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亡于军政制度
自高宗以后 ， 府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 直到李隆基登基后这项征兵制度彻底被募兵制所取代 。必须要说的是 ， 均田制只是府兵制的支撑政策 ， 其本身的变动尚不足以影响到府兵制 。朝廷逐渐废止了府兵制之后 ， 均田制仍被保留下来 。
唐代中后期的士兵 ， 不论是在服役期内留守地方的守军还是终生服兵役的中央军 ， 基本都是通过募兵制招募而来的 。由府兵制到募兵制 ， 军队完成了向职业化的转变 。然而 ， 这一转变是不完善的 ， 在转变的过程中埋下了军队地方化的种子 ， 使藩镇势力崛起 。
安史之乱为何爆发？
笔者认为离不开府兵制被破坏时诞生的节度使制度 。
显而易见的是 ， 唐朝军事实力最强的时期 ， 正是府兵制盛行的时期 。李世民推行府兵制 ， 所以贞观时期的唐军战斗力世界第一；高宗沿用府兵制 ， 所以高宗时期的唐朝疆域最广 。中唐之后 ， 有大臣看到了制度转换后的弊端 ， 所以恢复府兵制的呼声水涨船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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